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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粹学术社团之组织 随着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引入，中国学者对西方“分科设学”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对西方学会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更加重视，故更加强调学会对于学者间互助合作、交流学术之功能。有人指出，近代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乃在于学者“每遇困难学科，辄立学会，广招同志，共矢研究，故能交广见闻，拓张知识，其新理新器，日出不穷，多半由此。”[34]故当效仿其制在中国组织纯粹学术社团。 为何要组织纯粹之学术社团？任鸿隽认为，组织学会是为了便于学者间之交流与互相印证，以促进中国学术之发展。对于组织学会、研究机构的必要性，任鸿隽反复论证，组织科学学会是由于科学研究性质决定的：“研究科学和其他文艺、哲学有一个不同之点。即其他学术，可以闭门造车，出门而求合辙。科学必须群策群力，通力合作，而后容易收到结果。”又云：“学术理想交通的工具，不外两种：一是刊物，一是集会。各学术团体之有年会，正是学术交通的重要组织。”[35]因此，为培育及推进科学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研究组织。科学研究组织如何推动科学之进步？任氏概括云：“其始也，学者以图共同研究之便利，而组织学社；其继也，以学社之种种便利愈促进科学之发达。至学社本身之能否发达，则一视其组织分子之热力，与社会对之之同情为断。”[36] 与晚清时期的学会相比，民初学会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民初学会发生了明显分化。一方面，政治色彩强之学会演变为近代政党；另一方面，学术性强的部分学会演变成专业学术团体，即政治性社团与学术性学会已经区分开来，学术性学会多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不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逐渐成为近代知识人进行学术交流之学术共同体；二是从戊戌时期的综合性学会，逐渐演变为专业性学会，即创建专业性学会成为民初学会发展之主流。因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社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近代学会组建并开展活动的，其组织机构及活动更趋制度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学会制度。 清末以来，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表明血缘组织之衰落；而会馆制度的没落，表明地缘组织之衰落。与传统血缘与地缘组织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是新式学会为代表的超越血缘与地缘之“业缘”功能的强化。如果说清末包括农会、商会、学会、自治会等在内的近代新式社团，与传统的社团还有难以割舍之联系的话（如蜀学会、闽学会、沪学会等社团是从会馆等地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同乡学者组织的地缘色彩），那么民国初学会则与传统会社没有太多的勾连。各种功能专门化之学术团体的陆续出现，标志着民初学会不再具有戊戌学会那种新旧混杂的特色。 如果说戊戌学会之发起者及骨干均为转型中之“士绅”，那么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之新式知识人（尤其是大批留学生）。近代新式知识人与转型中之士绅相比，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在学术理念上均有很大差异，他们对西方学会制度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更容易效仿西方近代学会模式组建中国新式学会。创办主体之变化，导致民初学会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更具有西化色彩和近代特色。戊戌学会带有的那种浓厚的政治色彩及传统士人结社倾向，得到较大改变。与晚清相比，民初学会之政治色彩大大减弱。此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学会与政党的区别，各种政党纷纷组建，并从学会中分离出来，无疑净化了新式学会。民初学会多为纯粹之学术社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基本划清了学术研究团体与政治性政党之界限。各学会领导及骨干多为各学科专家，保持着学术团体相对的独立性，警惕着政治势力之渗入，使新式学会成为学者自己的组织。 民初学会之一大特点，乃是从综合类学会向专业性学会转变，各种专业性、专门化学会普遍建立。民国时期专业性学会发展较快，综合性学会则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学科体制在中国建立后，学者多为某学科领域之专家，学术研究出现了分科化与专门化趋向，建立在此基础上之学术社团，自然以本学科之专门学者为主。因此，除了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少数综合性学术社团外，民国时期的学会多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数学会等。 所谓专业性学会，乃是根据近代学术分科原则，按照近代学科分类建立起来的专门学会。这类学会在清末已经出现，但尚不普遍。戊戌时期引入西方学会制度时，已经有人注意到要建立专门性学会，但由于当时近代中国学科门类处于刚刚引入过程中，学术分科尚未定型，从事专门学科研究之学者较少，客观上不具备成立专门学会之条件。故当时有影响之学会均为综合性学会。 民国初年，由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归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建立。几乎每个现代分科意义上之学科门类均开始筹建自己的学术团体，以学会聚集同人、交流学术：“科学会社之发达，与一国某种科学之发达，有极密切之关系，在我国亦然。” [37]1912年初，詹天佑在广州发起创立的广东中华工程师会，是中国第一个工程学术团体，也是近代第一个功能专业化之新式学会。次年，该会与中华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合并后成立中华工程师会，詹天佑为会长，颜德庆、徐文炯为副会长。1915年7月，该会更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创办《中华工程师会会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到1921年，该学会在北平召开第九届年会时，会员发展到498人。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高鲁、秦汾分任正副会长。该学会任务为：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天文学书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普及天文科学知识。该学会先后出版《观象丛报》、《观象汇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宇宙》、《大众天文》和《会员通讯》等刊物，并编译天文学图书，修订天文学词汇，奖励天文学著述，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1935年，该会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起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了1936年和1941年两次日食观测，成为中国研究天文学之主要学术团体。 1920年前后，中国在外国之留学生，感觉国内化学会社之必要，于是群起而作化学团体之组织。据曾昭抡考证，国内化学团体成立最早者，除各学校之化学会不计外，当推1922年在北京成立之“中华化学工业会”。该会出版《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化学工业》前身），会员遍及全国，但其骨干多系北京任教职者，其性质亦纯属工业化学方面。同年成立之化学团体，尚有上海化学会，由在上海之中外化学家共同组织而成。[38]1918年，留法学生在法国发起“中国化学研究会”；1924年5月，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中华化学会”。因此，中国化学界出现了许多研究化学之学术团体。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集“化学讨论会”时，化学界酝酿组建统一之学术组织，遂由王箴、王琎、吴承洛、曾昭抡等45人发起正式成立“中国化学会”。该会以“联络国内外之化学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展”为宗旨，组建理事会作为学会领导机构。中国化学会“因系由留学各国及未曾留学之各方面的中国全国化学家，代表各重要学术机关者，所发起组织。故省界及留学国界等局部问题，得以打破。同时以国内化学研究，发展颇速，同行中莫不极感此项学会之需要，”故该会成立后发展异常迅速，“几于超过国内任何其他专门学会”。到1935年7月，会员人数由原来70人左右增至737人，并发行《中国化学会会志》与《化学》两种季刊。[39]《中国化学会志》论文篇数逐年增加，该志创刊的第一年只登载了24篇论文，第二年增为54篇，第三年为51篇，到第四年（1936年）增为72篇。至新中国成立前，该会会员达3000余人，团体会员达150多个，成为中国科技界重要的学术力量。 1932年8月，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P.朗之万的促进下，梅贻琦等人在北平筹建成立中国物理学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按照学会会章，中国物理学会目的“在求中国物理学之进步与普及”，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李书华、叶企荪、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等先后担任会长(理事长)。学会的学术活动是通过年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织展开的。学会成立之初即设立学报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教学委员会。1933年，《中国物理学报》创刊，用英、法、德文印行，并附有中文摘要。到1937年抗战前，该会有会员190余人，“胥属国内之从事物理教学及研究者。”据严济慈报告，该会“每年年会开会，其重要会程，即为论文宣读，讨论切磋，济济一堂。第一届年会在北平，有论文10篇；第二届年会在上海，有论文33篇；第三届年会在南京，有论文41篇；今年第四届年会在青岛，有论文42篇，会员论著，与岁俱增，国内物理研究之突飞猛进，于是可见，宣读之论文，大都刊之《物理学报》，《物理学报》在国际物理学界，已渐渐获有相当之地位。”[40] 早在民国初年，章鸿钊注意到新式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力求保持学会之独立性，并对学会与政府的关系作了较清晰界定：“地学会者，为国人学术团体，其于地学范围内，不惟纯粹学理，即凡有裨补社会，指导政府等事，均宜集思广益，全部规划，督促进行。故该会之发展，有赖于政府与社会之辅助者，固不待言。然究其行事，要自与政府地位者迥别。有政府所不能行者，学会得以进而行之。有政府所必行而犹未行者，学会亦得出其所见，提供当轴，俾得早见施行，然固不必负执行之责者也。”在他看来，中国地学会有研究、讲演、旅行、编辑四项事业，“四者之外，如有余力，宜筹设地学图书仪器馆，并以为同人治学聚会之所。如能就此数大端，组织团体，联络进行，不惟于治学有益，且将直接间接影响于国家及社会，此诚不失为学者之本务，亦即地学会所以成立之宗旨欤。”[41]1922年初成立之中国地质学会，其英文会章规定学会宗旨为：“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丁文江在该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常会上用英文讲话说：“本会将为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提供一个会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动的因素。”[42] 中国地质学会以“推进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为宗旨，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者为会员，以大学地质专业学生为会友。学会每年召开年会（1949年以前只有1928年、1934年未举行），内容主要有：有关人员报告过去一年的会务进行情况；会长发表演说；宣读论文并进行专题讨论，会后还经常组织进行地质旅行或参观地质展览。为了便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迅速提高中国地质学的国际地位，学会以英语为会议语言和学术论文用语。该学会从1922年起出版英文季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作为会刊，1936年以后出版中文《地质评论》用于国内交流。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初便在学会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方面树立了良好风气，为学会以后保持纯学术性质，促进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1933年于重庆北碚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次年发刊《中国植物学杂志》。1935年与中国科学社在广西南宁开会，宣读23篇论文；1936年与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宣读32篇论文。1934年由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所发起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地理学报》，专载地理论文，并附西文摘要，借此与欧美地理学界互通声气。 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式学会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性学会亦相继创建。其中重要者有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哲学会等。这些学术社团，或以探索社会改造真理为己任，或以“昌明学艺”为宗旨，或以发扬国粹为目标，或举办学术活动，或创办学术刊物，既为学者创造必要之学术氛围，推动学术研究之深入，又以研究实绩展示学会本身之学术底蕴为务。1921年，汪钟霖、邓远彦等人发起成立之亚洲学术研究会，以“研究亚洲学术”为宗旨，实则多偏重于中国学术方面。其《简章》确定六条宗旨：主忠信以修身，尊周孔以明教，敦睦亲以保种，讲经训以善世，崇忠孝以靖乱，明礼让以弭兵，出版有《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底张东荪、孟宪承等人发起组织之尚志学会，乃学术文化界有相当影响的学术组织，出版有《尚志学会丛书》。“中国经济学社”是当时经济学人自行组成之学术团体，每年举行常会，学者于常会中宣读专门论文。该社参加人员甚多，其规模之宏大，仅次于中国科学社。 中国社会学界之学术组织，以1922年余天休发起的“中国社会学会”为最早，当时研究者尚少，设置社会学系的大学并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参加该学会。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东南社会学会”，亦有70余名会员。这两个社会学会皆属区域性社团，难以承担聚集全国社会学界同人之学术使命。故经过相当时间之筹备，1930年2月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学社第一届年会，宣告全国性统一的社会学组织成立，邀请蔡元培演讲《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十余篇。随后，该会每年均召开社会学界年会，确定研讨主题，报告论文，加强学术交流。第二届年会于1931年2月在南京召开，宣读论文20余篇，以人口问题为讨论中心，并请美国人口学家汤卜逊演讲《大都市与人类福利》；第三届年会于1933年9月在北平举行，宣读论文20余篇；第四届年会于1935年2月在上海举行，宣读论文20余篇；第五届年会于1936年1月在南京举行，宣读论文10余篇；第六届年会于1937年1月在上海举行，宣读论文10余篇。抗战爆发后，该学社社员分散，交通困难，学术交流活动暂时停顿。1943年，该学社分别在重庆、成都及昆明三地同时举行第七届年会，宣读论文若干篇，以“战后社会重建”为讨论主题。1947年又分别在广州、南京、北平、及成都四地同时举行第八届年会，共同讨论“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次年10月又同样在四地分别举行第九届年会，以“二十年来之社会学”为讨论中心，宣读论文多篇。学术社团的主要活动除了召开年会、宣读论文、交换研究心得外，便是发行学术期刊。余天休组织的“中国社会学会”有《社会学杂志》双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本文组织的“东南社会学会”有《社会学刊》，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后，《社会学刊》从第2卷第1期起改为《中国社会学社》，作为该学会之会刊，由孙本文任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