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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新式学会对学术发展之推进 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对此，任鸿隽指出：“因各种科学之发达，科学家人数之增多而有各种学会之设立。故学会之多少，亦可为科学发达之量度计。”[43]据他统计，当时创办的学会，属于纯粹科学者，有数理学会、物理学会、化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气象学会、生理学会、心理学会、动物学会、植物学会；属于应用科学者，有工程师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电机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动力工程学会、矿冶学会、化学工程学会、农学会、医学会。 民国时期学会之发展，不仅体现在各种专业性学会普遍建立上，而且体现在作为重要研究机构之大学，亦建立了各种学术社团。大学师生研习学问之学术社团非常活跃，并日趋规范化。分科设学、学科门类齐全，乃现代大学之特点。为了促进师生研习学术，大学各种学术社团多以学科化之专门学会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组织的各种学会，均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以北京大学为例，仅1919年成立之学术团体即有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凡在大学设有学系者，均都有相应之学会或研究会。专门性学会与专科化学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大学学术之发展。 蔡元培鼓励组织北京大学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旨在将师生课余兴趣吸引到研习学术上。这些学会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及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大学学会的建立极为支持，不仅出席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说予以鼓励，而且还亲自为新闻研究会制定章程，确定该社团学术宗旨：“本会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44]创设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乃为蔡元培提倡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之创举。蔡氏深感民国以来虽新闻报纸骤增，“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45]于是有了发起新闻学研究团体之想法。1918 年7月，蔡元培草拟团体章程，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1919年2月，该会举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宗旨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突出了新闻学研究之特点。 蔡元培将创设专业性学会视为大学师生“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表现，对于各种学会之成立极力褒奖。他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演讲道：“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这就是史学家的责任。”[46]他提倡以分期之方法、集合众人之力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吾的意见，秦以后还要将时代分开。由诸君联合起来担任，譬如某数人担任研究和搜集某某一时代的史料，也是很要紧的。”“现在吾们要考历史上的朝代、官名、地名和人名等，最好要做一部历史大辞典。但是这部大辞典，不是几个人所能成功的，总要含多数人的能力，分门别类，纂集起来，将来或有成功的一日。”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史学会成立了，吾希望诸君集合多数的力量，来整理数千年的历史，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47] 在蔡元培支持下，北大师生以研习本学科学术为宗旨，纷纷创建各科学术社团。北京大学史学读书会对组织学术社团之目的，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史学范围广大，图籍繁多，纵贯古今，横极中外，非群策群力广为稽考，而以一人驰骋其间，若涉大海，茫无津涯，欲其周遍综贯，盖亦难矣。同人等有见于此，爰倡读书会，广求同志。”学术分工越细密，越有组织学会以分工研究之必要。组织同人分工研究史学之利有三：第一，“当今史学以普遍史为归，融合人类全史，观其会通，固为要事，然不有分国之史，……若能聚合一堂，各出所学，广为搜罗翻译，则对外俨如开辟疆土，对内势同输给粮饷，其利一也。”第二，“同学之中，关乎社会科学，既习之有素，而于本国通史亦略闻纲要，正宜分代分科，各精探讨，散之则各启疆宇，合之则互输材料，其利又一也。”第三，“学校所设之科目，教师所编之讲章，大部略指途径，粗陈纲要，前途辽远，须学者自奔赴耳。”该会指出：“本会之设，以读书所得，或事讲演，或事编纂，或事搜集史料，冀以鼓励独立自营之精神，磨炼制作深造之才艺，对于本国完其整理之责，对于世界亦有贡献之资，甚裨益史学，非浅鲜也。”[48] 北京大学史学会“以联络同志研究史学”为宗旨，会员分四项：北京大学史学系肄业及毕业者、本校他系同学及教职员有志研史学者、凡国内外有志研究史学，由本会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者、对于本会有特别捐赠，经本会委员会之承认者。研究事项为：（一）研究科目暂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数种，遇有必要时，可添设若干种。（二）会员须就上列各科，认定一种或数种，将其所研究者提出讲演，或勒成论文，交付委员会发表。“本会为便于发表研究心得，及与国内外同志交换知识起见，得发刊杂志或各种单册及丛书，其编辑细则另定之。”[49]大学师生共同组建之学术社团，其活动方式主要有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 1920年10月成立的北大地质学会申明：“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其活动主要有征集标本，创办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订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等。该学会在校内相当活跃，也颇有成绩。 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之学术社团，有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世界语研究会等。从《发起北大学术研究会旨趣书》看，当时大学师生业已认识到创设学术组织进行交流之重要性：“居今世而言学术，无组织其可得耶？故环顾域中，所谓学术团体，非纯似虚号，即门户分歧，其能综名实，兼收并蓄者，实不多觇。数年以来同人等迫于智识饥荒，深感团体需要；爰拟集合同志，晨夕切磋，会友以文，以仁辅友。聚则通力合作，散则自由研究。各输所得，各求所好，此学术研究会之所由发起也。”[50] 北大学术研究会强调学术研究的分工合作：“兹文化竞争时代，发扬光大，端赖研求，研求之方是资群力。环顾域中之学术团体，非徒拥虚号，即门户分离，几能综核名实含泳广博耶！同人有鉴于此，爰有北大学术研究会之组织，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前道光明，曷同此浩歌前进。”[51]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以研究学术”为宗旨，拟举行会务有学术讲演、分组研究、宣读论文、读书报告、刊行杂志、创办学校、学余俱乐等。从学会组织到学术活动，比较有章法。 1919年1月成立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由陈大齐、胡适等教授与哲学系学生陈钟凡、狄福鼎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启新知为宗旨。”该会规定，凡本校教职员学生皆得为本会会员；校外愿入本会者，得两人以上之介绍，经全体认可亦得为会员。该会研究方法分讲演、编辑、调查等项。讲演分常期讲演、临时讲演两项。编辑稿件由本校日刊或月刊发表，或专印成册。本会会员皆有调查东西哲学、出版图籍、或介绍新说之责。每月开常会一次，定期在每月之第三周六下午二时至五时；每年开大会一次，会期临时酌定；临时会不定期，由干事临时召集。[52] 据北京大学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筹备员报告：“社会的经济状况日趋复杂，研究起来，不是一人一时的力量就可以解决。所以有一部分同学，鉴于经济现象的重要，组织这个学会，本互助的精神，合作的能力，大家来讨论讨论，以发展经济学术为目的。”其章程规定：北京大学经济学会“以互助之精神，谋经济学术之发展为宗旨。”[53]北大政治学会“以讨论政治问题，研究政治学理论为宗旨”，其会务分读书、翻译、编著、讨论问题、敦请名人讲演等项。[54]北京大学法律学会“以研究法律学理及其应用，并促进本系之发展为宗旨。”凡本校法律系同学皆得为本会会员。其活动主要有：分组讨论、请会外学者讲演、由会员讲演、襄助学校发展本系、诉讼实习、出版刊物等。[55]这些学会均以研究学术、加强学术交流为旨趣。 自20世纪30 年代起，辅仁大学以各门学科及学系为依托，陆续成立各种学术研究社团，如语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经济学会、哲学研究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家政学会、西洋语言文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美术学会等。这些学会均由本学科教授主持，师生共同参与，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沈兼士、余嘉锡发起筹组之国文学系语言文字学会，由教师、研究生、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组成，旨在提倡课外研究兴趣，谋求共同探讨或编纂有关语言文字方面书籍，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下午为固定活动日。会务主要有两种：一是讲演和报告，由教师会员举办专题讲演，每人半小时，由两名学生会员轮流报告读书心得。二是调查或研究，分组调查或研究语言文字工作和编纂文字学辞典。[56]1933年春成立的辅仁史学会，由史学系学生创办，本系教师任顾问，旨在为学生指导读书和学术研究之门径和方法，培养其学术研究兴趣，推进史学研究。 30年代初，不仅专业性学会普遍创建，而且各种类型之学术社团在各地广泛建立，这些学术社团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推进作用。蔡元培介绍云：“各种学会，方面较多。如辽宁东北法学研究会，志在发扬本国法律优点，并普及法律知识于民众，所出《法学新报》及《法律常识》等杂志，即本此立论。北平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所出周刊，亦与同调。又如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注重于中西法律比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会注重于书报的译述，谋增进民众社会常识。”[57]在此，不妨以金毓黻在沈阳创办东北学社为例，对学会推进学术研究的情景略作分析。 金毓黻对成立新式学会之必要及目的有着较深刻体悟。他强调，组织有志于东北史地之学者成立学术组织，乃为促进学术发展之有效途径。其云：“若再有进于此，须聚同志若干人组织一东北文献学会，分组探讨，则所得必有什佰千万于此者。日本人士因研究朝鲜古史，曾在汉京组一朝鲜研究会，发刊书籍多种，皆极有价值，近年又在大连组织满蒙文化协会，所得之成绩，亦复甚佳。外人且如此，吾人岂可甘居人后乎？”[58]1929年10月，金氏提议组织研究学问之团体，获得同人赞成：“午后编译处开会，余提议组织学会，以为同人研究学问、互相切磋之团体。同人一致赞成，推余及卞宗孟起草规约。余蓄之已久，苦无机会，又以乏同志为之助，故迟迟未发。今日无意中提及，幸得同人之赞助，余之志不难达矣，为之一快。”[59]经过两个多月筹备，金氏创设了专门研究东北史地问题之学术团体——东北学社，出版会刊《东北月刊》。该会刊是继承原有之《东北杂志》而来：“本刊为赓续前刊《东北杂志》未竟之绪，以发扬东北文化，倡导学术之研究为主旨。” [60]1930年元旦，东北学社正式成立，“学社专为研究学问而设，期以学术之团体树自立之基础焉。”[61]该学社成立后，举办了各种事业，聘请专家讲座，沟通学术，提供学术信息。如1930年9月7日，“东北学社例会，请章行严先生讲演。其意以为吾社应如英国某学术团体，各专就一问题发行刊物，以引起民众之注意，宜为积极的，勿为消极的，语甚切挚。”[62] 据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在教育部登记并经认可之学术研究机构有18家：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学术研究会、中华民国药学会、新中华农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华图书馆学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一九学术考察团。[63]除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外，其余15家均为全国性新式学会。至于未在教育部登记之学术社团，则远远多于此数。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12—1925年在教育部备案登记之学术团体有44家；1927年—1933年在教育部备案者有80余家。[64] 30年代初，不仅各种学术社团普遍建立，而且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会制度。各种学会均有固定之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均制定有指导性之“社章”、“章程”，在定名、宗旨、任务、会员（包括条件、权利、义务等）、专业组织、会费、经费来源、选举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因各种学会之主要功能在于团聚本学科研究者以交流本学科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故均将创办会刊和举办年会作为两项最重要事业。各种学会之活动方式，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为主，兼营筹设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本专业图书、创办学术期刊等学术活动。各种学会之建立及活动之制度化，加强了学者间之学术交流，推动了各种学术之发展。“专业化学会有制度化的有效控制，不会轻易改变学会宗旨，注意发挥学会的制度性、专业性功能。”[65]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新式学会，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民国时期之专业性学会还是偏少的，学术界共同研习交流之机会还是有限的，传统结社中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还较为严重地存在着。金毓黻指出：“近年国人治学之术日进，杰出之论著指不胜屈，以视日本作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以无中心之建设，故鲜贯彻之研究，治学之士多属闭户造车，曾少集合同好互相研质之机会，是以各有得失，而虚耗精力亦时有之，此诚学术界不治之症也！今日不乏老师宿儒，而党同妒异之见甚深，前于大学教授会议席上，竟有公然反对发表述作者，而无识者亦漫然应之。抑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以己见质之于人，焉有进步可言。”[66]这种情况暴露了中国学术因学会不发达导致之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建立专业性学术团体、加强学者间沟通与互助之迫切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