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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记》楷模作用三：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史记》“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的第三项突出表现是不停留于单纯的记述史实，而是要写出史家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通过史著来表达独立的思想体系。司马迁要实现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目标，要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变化发展的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然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对事件或人物进行分析，作出褒贬和评价，以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本质性的问题。如《六国年表》对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史事作了梳理，以秦的崛起和强盛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为了帮助读者把握这一要领，司马迁精心撰写了《六国年表》序，其中心是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开头即言，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至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迄而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又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寓意深刻地将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进而，司马迁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的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既谴责秦在这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此外，在《魏世家》赞语中亦称“天方令秦平海内”。司马迁的论断充分体现出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 再如，《项羽本纪》实为楚汉之际复杂历史事件的纲领，同时完整地记载了项羽的活动，突出地刻画其性格特征。篇末赞语，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项羽在反秦起义中的功绩及其号令诸侯、叱咤风云的气概作了高度的概括：“（项羽）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并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继而笔锋一转，指出项羽最终失败的原因，专恃暴力，不施仁义，不恤百姓，肆行杀戮，并批评其临死前将败亡归结于“天意”的荒谬：“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篇中，记载了项羽种种暴虐行为：“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篇末的议论，即是对篇中所载大量史实作了提升和概括，深刻揭示出倒行逆施、丧失民心才是项羽败亡的真正原因，绝不应归于“天意”，而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在《高祖本纪》中，则具体记载刘邦在关中及各地，尽力招抚百姓，因此深得民心：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民众更喜欢了，唯恐刘邦不为王。此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要到南郑时，“楚与诸侯慕从者数万人”。《高祖本纪》赞语中，指出经过秦的苛政和秦末战乱之后，社会要求抚恤百姓、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高祖刘邦实行的政策恰恰符合这种客观需要，“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以上论述，都是从民心向背和历史前进的必然性的高度对秦汉之际纷纭复杂的史事加以总结，因而大大提高了《史记》相关篇章的思想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本人定名其书为《太史公书》，而非后人所称之《史记》。章学诚已经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指出：“《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自名一子。（原注：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10](卷4，《释通》)他又说：“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谓绍名（按：当作‘明’）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之后绝作矣！”[10](卷3，《匡谬》)章氏称赞司马迁勇于提出自己的学说，故能写出整个中古时代独一无二的杰作，此项对于理解《史记》全书至关重要。司马迁著史之时，在思想领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主张，以“独尊儒术”为国策，实行文化专制。司马迁“自名一子”，说明他的旨趣是继承先秦诸子的遗风，要结合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拿出自己的一套独立见解。司马迁学术见解的基本倾向是“尊儒”，但他不把尊崇儒学与其他学说相对立，而是吸取各家之长，明确肯定百家学说的价值。譬如，在《伍子胥列传》中，他赞誉伍子胥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隐忍而成功名”，显然是吸收了道家“以柔克刚”、“以屈求伸”的观点。《叔孙通列传》称：“（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1](卷99，《叔孙通列传》)这是以道家观点为依据肯定叔孙通适时应变的行事特点。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发挥了指导作用，《吕太后本纪》、《孝文帝本纪》、《萧丞相世家》等篇均有明显的体现。对于儒家学说，司马迁真诚地尊尚，而同时他又能超越儒家的局限性。儒家不大重视生产经济活动。例如，孔子“罕言利”[14](《子罕》)，曾斥责愿意学稼的学生樊迟。孟子说：“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5](《梁惠王上》)董仲舒将“利”与“仁义”相对立，称“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7](卷56，《董仲舒传》)。司马迁的态度显然不同。《史记》创立了专记经济生活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为古代史家开创了范例。司马迁肯定社会经济必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卷129，《货殖列传》)主张让工商业者自由发展，《太史公自序》论述《货殖列传》撰述义旨，明确指出为著名的大工商业者立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司马迁确实见识过人，从社会运动和经济生活发展中概括其本质与法则性，摆脱了儒家思想的局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其卓越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中古时代光彩夺目，甚至到了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也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根据上述，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撰成不朽的巨著《史记》，国家处于强盛的时代形成的统一的局面、物质文化资源和提供的开阔视野，是其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司马迁具有的非凡创造力，尤其是为了再现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历史而形成的编纂思想，则是其成功的主观条件。“成一家之言”，即为他的一项重要的编纂思想，这在《史记》全书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实施。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继承了先秦历史编纂的成果并将之发展，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宏伟著史体系，包容广阔，有骨架有血肉，伸缩自如，类例分明，达到了立体式地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全史”。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从中国秦汉之际人的活动推进历史进程的突出作用获得了深刻感悟，故而采取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写出了众多贤君能臣、豪杰之士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艰苦卓绝的奋斗、可歌可泣的事迹，借此以窥见人类历史如何向前运动，国家盛衰变化、成败强弱之由何在，记载了民族的智慧，并且让世代读者反复体味那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兼采各家之所长，而构建了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尊尚儒学，而又勇于超越；在诸多篇章中紧紧结合史实，灵活地发表充满睿智的评论，不满足于单纯的记述，创造了恰当的论史形式，大大提高了历史著作的思想价值。总之，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如何实现的深入探讨，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何以达到如此丰富性、生动性、哲理性和著史体裁之完美性的统一，明白《史记》何以成为历代史家楷模之奥秘。惟其如此，《史记》的著史手法和体裁形式，历经两千多年仍然有活跃的生命力。从清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到20世纪的几代史学家，都提出或实践了学习《史记》构史体系的精髓，探求历史编纂的新途径。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设想学习《史记》体裁来编纂新的文学史，他写《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16]甚至美国的史学家也提出要仿照《史记》的体裁撰写一部美国史。《史记》体裁上的出色成就更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取得的成功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确证。 《史记》以下，中国历代也产生了众多史学名著，其中较为重要者有《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明儒学案》等，它们的成功都与史家高明的编纂思想密不可分。至晚清，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动，历史编纂学也由传统向近代嬗变。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创始于《史记》的典志体受到关注并得到改造，作为撰著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史学著作的新形式，先后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日本国志》等名著，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篇幅所限，对此留待另文论述。 从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至晚清《日本国志》诸作，我们可清楚看到，史学名著无一不是史学家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纂修而成的。它们绝不是作简单的资料的汇辑或史实的连缀，而是要写出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对治乱盛衰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分析、评价，写出史学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何在，写出史学家对历史演进趋势的预见，写出史学家对壮美的场景或沉重的代价所唤起的感情与思考。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的。其中，有些史家已经明白地作出了概括和提炼，有些则蕴涵于史书中而需要我们加以  绎阐释，抓住历史编纂思想作为切入点进行剖析，就能有助于由表层的认识达到实质性的认识。我们坚持这样做，就有可能进一步读出史书中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读出史家的精心运思和周密组织，读出史家深沉寄托之处及其与时代脉搏的息息相关。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深入探讨，就能大大深化我们对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演进的认识，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并不断增强、发展、深化其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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