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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先秦诸子的普遍关注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提及的先秦人物众多。被康有为关注的决不仅仅限于由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组成的先秦七子，而是先秦诸子尽在其中。不仅如此，无论是他对每个人物思想的探寻之细还是视野之宽都令人叹服，在近代思想家中几乎无人望其项背。并且，与考辨“学术源流”的理论初衷一脉相承，康有为热衷于对众多的先秦人物予以身份定位和学派归属。这样一来，他在将某一人物定位在某一传承谱系之时，也就大致勾勒和匡定了这一人物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内容。 首先，就对先秦七子的关注来说，从孔子、老子、墨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和韩非，康有为无一遗漏地对七子进行学术身份的定位，逐一诠释每一子的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寻他们的学术谱系和勾勒他们的传承轨迹，并且依据自己的好恶、立场对他们的思想予以不同的取舍和评价。在此过程中，康有为探寻的触角延伸到了诸多领域——不仅观照七子之间的渊源关系和思想异同，而且以佛学、西学贯穿其中，可谓视野广阔，繁简有度，收放自如。 诚然，出于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源头的需要，近代哲学家都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追本溯源中注重先秦哲学，聚焦先秦诸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康有为之外，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等人也重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注重先秦七子的关系。严复的主要精力是翻译西学，对中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子和庄子两人，与康有为对众多先秦诸子的关注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对先秦七子的研究就系统性和深入性来说可以与康有为相比肩，特别是他的《老子哲学》《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是近代较早研究老子和墨子思想的专著，加之《孔子》《儒家哲学》等著作，梁启超对“三位大圣”均有研究，远比康有为以孔子为主，无老子、墨子研究专著要全面得多⑤。然而，梁启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关注具体人物，而非彼此关系，除了迫于探寻中国文化源头的需要论及老子、孔子和墨子“三位大圣”之间的关系之外，对先秦七子的关系——如康有为津津乐道的老子与墨子、孟子与荀子的异同关系并无具体阐述和深入研究。章炳麟将诸子学纳入国学之中，推崇之情与康有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就研究方式和思想倾向而言，推崇古文经学的章炳麟循着刘歆等人的思路，采取《汉书·艺文志》的方式以各家(十家、九流)为单位审视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而不是像康有为那样突出具体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有鉴于此，作为个人的先秦七子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学术同异并不是章炳麟关注的重点问题。 其次，就关注的方式和人数来说，从对先秦诸子的关注之系统，人物之众多的角度看，康有为的做法恐怕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诚然，在对先秦学术的考辨中，梁启超提及到了众多人物，并将众多的人物编排到了“三圣”——老子、孔子、墨子创立的三大系统中。在这个前提下，他所作的只是人物排列而已，并没有对众多先秦诸子的思想予以多维阐发。康有为不仅提及的先秦诸子数量众多，而且从不同角度对这些人物的思想内容予以阐发。尽管离系统诠释距离甚远，然而，通过思想阐发与学术传承相互印证却是康有为关注先秦诸子，审视、研究先秦诸子的特点之一，也是有别于且优于其他近代思想家之处。 就对先秦诸子学术谱系和思想内容的研究来说，除了七子之外，被康有为提及的先秦诸子人数众多，列子、杨朱、公孙龙和邹衍等人更是受到了特别关注。这几个人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归属大不相同，受到重视却是相同的：列子在康有为的视界中身份众多，迷失在孔子后学、老子后学、玄学以及中国之佛等众多身份之中；列子与庄子的形影不离以及与杨朱等人的关系也成为康有为解读先秦诸子的亮点之一。杨朱是康有为视界中除了孔子后学——孟子、荀子之外为数不多的具有确定身份的人，他的唯一身份便是老子后学。鉴于杨朱唯一的老学身份及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盛行，康有为习惯于老、杨并提，以至于或者用杨学指代老学，或者将老学称为“老杨之学”。公孙龙的学术归属同样扑朔迷离，因为康有为在承认作为名家的公孙龙与惠施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前提下，将公孙龙或者归于墨子，如“公孙龙乃墨子学徒”⑥；或者归于孔子，如“公孙龙传孔子坚白”⑦。值得注意的是，在康有为那里，名家不是独立的派别，名家与孔学、墨学的关系本身就疑点重重；即使抛开这一问题，就公孙龙游走于孔学、墨学之间来说，其多重身份已经自不待言。 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的关注意义不在于是否为杨朱、列子、公孙龙和邹衍等人找到了适当的学术归属，而在于将这些以前不受重视的先秦诸子带入了学术视野，之后，这些先秦诸子受到近代思想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在康有为的带动下，列子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近代成为列子的“显学”时代。近代思想家对列子的关注之广，给予列子的地位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除了康有为再三对列子予以审视，试图从多个角度诠释列子的思想，进而青睐有加之外，谭嗣同在《仁学》中将列子与《淮南子》一起归为“性理”一派，以此代表中国的哲学，这与康有为突出列子思想的清虚性，将之与庄子一起称为“玄学”甚至称为“中国之佛”具有某种理论上的相通性。梁启超将《列子》与《老子》《庄子》相提并论，并且凸显列子的地位。为此，他一面将庄子边缘化，一面将列子说成是“老学之正统派”：“老学之正统派，或当推关尹、列御寇，惜其著述今皆不传，仅从庄子中见其崖略。其后蜕变衍生者，有极端个人享乐主义之杨朱一派，有出世间法之庄周一派，有自然断灭主义之彭蒙、田骈、慎到一派。”⑧从这个角度看，列子在老学中的地位不仅让庄子无法企及，而且胜过了同为老子后学并且作为“大家”的杨朱。同样，近代思想家关注杨朱，并且将杨朱的地位越抬越高。梁启超承认杨朱是利己主义者，却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对杨朱加以批判，反而断言如果人人都能像杨朱那样“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话，那么，中国则大有希望。基于这种理解，梁启超不仅将杨朱归为老子后学，而且断言杨学“亦老学之嫡传也”。不仅如此，鉴于杨朱的影响，梁启超将之视为哲学“大家”，呼吁加强对杨朱之学的深入研究：“杨朱亦老学之嫡传也。(杨子居为老子之徒，见《庄子》。)……杨之于老，得其体而并神其用。杨学之几夺老席，非偶然也。故杨氏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论之。”⑨严复对杨朱的关注尤其值得重视，他讲到的为数不多的先秦诸子就有杨朱，甚至再三说杨朱就是庄子。无论就先秦还是对后世哲学的影响而言，杨朱均无法与庄子相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立论初衷如何，严复的这一说法无形中提升了杨朱的地位，使杨朱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公孙龙、惠施在近代的命运亦是如此。康有为之后，两人的思想尤其是逻辑学受到了关注乃至追捧，这一点在梁启超和胡适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