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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掎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安南坐大，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 【关 键 词】明成祖/郡县安南/弃置交趾/郑和下西洋/西洋朝贡体系 【作者简介】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佳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人员。 翻开有明一代的历史，“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都是永乐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永乐三年(1405)六月，明成祖朱棣以太监郑和为正使率大规模船队赍敕往谕西洋各国，赏赐国王、首领，采买珍奇宝货，史称“郑和下西洋”。永乐、宣德间，明廷总计派遣郑和七下西洋。“郡县安南”是指永乐五年(1407)六月，朱棣讨平安南后，置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管辖其地。其后黎利起兵反明，明军剿抚不力，至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退兵、撤三司，安南重新独立。 学界关于“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均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然而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这就是“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二者之间的联系。它们都是明初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二者不仅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内，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互相重合。安南虽不属于习惯上所称的“西洋诸番”，其所在的中南半岛却在西洋的范围之内。郑和下西洋始于永乐三年六月，宣德六年(1431)最后一次下西洋，此行归来后西洋不见宝船；永乐四年朱棣兴师安南，宣德六年明宣宗授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承认安南黎氏政权独立。二者兴废在时间上几乎相伴始终，这显然不是巧合。永乐“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郑和首次下西洋与出兵安南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对外政策相对保守，立祖训明列不征之国。对待西洋诸番之间的矛盾以口头劝诫为主，避免直接卷入番国之间的纷争。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其皇位来路不正，不合祖制，已经成为朱棣的一块心病。朱棣继位之后，对外实施积极的扩张政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①，背后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宣扬自己的威名，希望各国承认他是天下之主。他说：“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②即位伊始，他便敞开国门，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华朝贡。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分别置来远、安远、怀远等译馆，负责接待各国使臣。朱棣还多次主动遣使赏赐诸番国王，以此向诸国展示其宽厚怀远的诚意，吸引诸番来朝。例如永乐元年(1403)八月，他一次就分别遣使往赐朝鲜、安南、占城、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剌诸番的国王，赐物丰厚③。从这些举动不难看出，永乐皇帝即位之初就有君主华夷的雄心，他是非常希望营造一幅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的。 然而，现实却很严峻。当时，西洋诸番间纠纷不断，最挑衅多事的莫过于安南。安南虽长修职贡，但接连发生篡夺、蒙哄朝廷、侵扰邻国等事件，甚至与明朝产生边界领土纠纷。在与明朝的领土纠纷中，安南言辞傲慢，态度强硬。朱元璋在祖训中把安南列入不征之国，终洪武一世采取怀柔容忍的对策，不仅安南与占城的争端没能平息，明朝与安南的领土问题也未能解决。永乐初年，更有云南宁远州告其土地人民为安南所侵夺。此外，东南沿海自明朝建立以来一直有海寇肆虐，不仅为祸海上，还常登陆劫掠。这些海寇有的是本国居民逃聚为盗，也有外国番夷肆行劫掠，更有不少是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相结为寇。为廓清海域、防止内外反明力量勾结，洪武以来明朝就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明成祖“君主华夷”的理想相去甚远，朱棣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 永乐三年(1405)六月，朱棣派郑和率大规模船队出使西洋。关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通鉴》也说：“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④范文澜也认为下西洋的目的以“探询朱允炆踪迹”为首⑤。20世纪30年代，吴晗、许道龄、李晋华、童书业等人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质的大讨论则围绕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否为“经营国际贸易”、其活动是否具有贸易性质而展开，其中童书业又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最大目的是统治异域⑥。五六十年代以后至今，随着学界对“郑和下西洋”关注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解读的角度更加多样化⑦，郑鹤声、郑一钧等学者则以前后分期的方式探讨下西洋的政治、经济目的⑧。综合看来，最主要的观点仍集中在寻找建文帝、开展对外贸易与耀兵异域上。 寻找建文帝的说法，因《明史·郑和传》中的一句“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大众所默认，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并有详细论述。这里不作赘述，只从常理辨析，若为寻找建文帝，何以只往西洋？而且这样声势浩大的队伍，要说打击、威慑建文帝使其不图复位还有可能，寻找逃匿只能是打草惊蛇。 开展对外贸易一说曾引起学界不小争论，但若看到当时海禁的背景，下西洋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及其厚往薄来的赏赐行为，便知追求经济利益不可能是发起远航的目的。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明朝对外贸易的扩大，但这种效应只是一种客观结果，而并非主观目的。 至于耀兵异域，与开展对外贸易一样也应当只是达到目的手段。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其实很直观，那就是“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在西洋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事实上后来建成的朝贡体系虽然庞大却较为松散，不过它已足够在南海乃至西洋维持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并营造出朱棣所希望的“四裔君长悉臣悉顺，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⑨的景象。郑和船队到达各国时的所作所为无不贯彻着这一目标。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郑和下西洋到达诸国时，“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接受诏赐，意味着承认明朝为宗主国，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国家关系，所以即便有丰厚的赏赐，一些国家也不愿接受。这种情况下，郑和就会诉诸武力。先礼后兵是郑和下西洋的行事原则，先以钱帛厚赏“宣德化而柔远人”，然后“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⑩。捉拿旧港酋长陈祖义、俘虏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生擒苏门答剌“伪王”苏干剌，都是这样的例子。毫无疑问，强大的武力是郑和下西洋使命得以顺利实现的后盾。 就在永乐皇帝着手经营西洋朝贡体系时，明朝的第二大属国安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安分。其行为不仅扰乱了宗藩体系内部的安定，冒渎了成祖的威严，也构成了对明宗主国地位的挑衅。明成祖对待安南问题的态度以永乐二年(1404)八月为分水岭，之前容忍之后严责。洪武至永乐初，安南与周边地区一直有领土冲突。占城曾数奏安南侵扰，请成祖降敕戒谕。于是朱棣敕谕安南“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11)，安南随即谢罪曰：“自今以往，谨当息兵安民，以仰副圣训”，“上以其能改过，赐敕慰勉之”(12)，并告诉占城国王，安南已“陈词服罪，不敢复肆侵越”(13)。这一时期，安南虽然侵扰邻国但对明朝态度恭顺，所以成祖对其行为也颇多宽贷。甚至广西思明府来奏报安南侵夺其地，成祖也只进行了温和地劝诫。 永乐二年八月促使成祖态度转变的事件接踵而至。八月庚午，占城国王奏称安南不遵圣训，不仅再次攻劫占城、拘夺贡使及明廷赐物，还强予占城冠服、印章，逼迫其为安南臣属。这既是对成祖的欺骗和戏弄，也是对明朝宗主国地位的挑战。成祖十分愤怒，于壬申敕书中指责其“越礼肆虐，有加无已”，对侵夺思明府地一事也转而斥责，“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乙亥，安南陈氏陪臣裴伯耆来告发胡季犛篡夺王位屠戮陈氏宗族之罪行，请“兴吊伐之师”。丁酉，又有陈天平者自称前安南王孙，复告季犛篡夺屠戮之事“悖慢圣朝，蔑弃礼法……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并请成祖“伐罪吊民”(14)。后安南使者至，验明裴、陈两人身份属实，成祖认为季犛所作所为“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而其臣民，共为欺蔽，是一国皆罪人也，如何可容”(15)。然而胡季犛上奏谢罪，称愿意迎归陈天平为王，并称已遣人交割侵占明朝的领地，言辞间极称悔过请求宽恕。成祖虽因其态度恭顺，表示愿意观其后效许之爵禄，但同时也认为胡季犛“习于变诈，或未尽诚”(16)。成祖对于胡氏毁约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永乐四年四月陈天平被劫杀之事奏报至京，至此朱棣明确地感受到安南全未把他和大明朝放在眼里的嚣张态度。此时郑和舟师已在第一次下西洋的途中，成祖巩固、发展西洋朝贡体系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安南的挑衅冒犯了试图“抚驭万国”的朱棣的权威，也会对西洋诸国起到极其糟糕的示范作用。大明帝国的威严何在？西洋番国会不会群起而效之？西洋秩序如何建立？显然，此时的安南胡氏政权已经成为朱棣经略西洋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此而不诛，兵则奚用”(17)，朱棣遂决意兴师问罪。显然，朱棣出兵安南的决定与郑和下西洋战略意图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