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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进程之发展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平西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统兵八十万征讨安南。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年，永乐五年五月，胡氏父子被俘，明军讨平安南。六月初一，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有学者认为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过于草率，指责他忘记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告诫。若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给安南一个教训，那确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那就是实现明朝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安南地处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连接处，可以充当明朝经略西洋的跳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郡县安南”之后，明朝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中南半岛，近可制占城、暹罗、真腊诸国，远可控满剌加及半岛附近的苏门答剌、旧港、爪哇、浡泥等国。郑和船队的存在是暂时的，明朝交趾省的存在则是长期的。成祖谓人曰：“安南黎贼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清。”(18)正道出“郡县安南”最直接的影响。 占城是宝船队在南海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有多条航线通往南海诸国，舟师往来频繁。郑和船队每次出海或返航都要到占城北部新洲港补给休整。安南胡氏政权意欲在中南半岛自立正朔，肆意妄为，侵扰邻国，劫掠贡使，极大地扰乱了这一地区的秩序，也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海上交通。安南一度攻破占城首都，占城数次向明朝求救。成祖征讨安南时，敕谕占城国王“严兵境上，防遏要冲”(19)。当明军南下时，占城军也北上夺取失地。“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与占城直接接壤，加强了对这个交通中转站的控制。满剌加地处马来半岛的尖端，扼南海与印度洋海上航道之要冲，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洋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20)。其国与暹罗为邻，经常受其侵扰。“郡县安南”之后，明朝对暹罗的压力增大，迫使其与占城、满剌加、苏门答剌和平相处，此后满剌加彻底依附明朝，成为郑和船队驶入印度洋的基地。由此可见，从陆路稳定中南半岛对郑和下西洋航路的畅通有着重要的意义。有越南学者认为，明朝郡县安南后将它“变成一个作为与东南亚和西欧各国船舶往来通商的根据地”(21)。“郡县安南”大大提升了明朝对南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为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另外，安南作为一个肆无忌惮挑战明朝宗主国地位的典型被兴师问罪，并被纳入明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这对西洋番国起到了杀鸡儆猴的警示作用。明成祖屡次对安南容忍宽赦，但安南却屡教不改，反而更无所忌惮。永乐四年，郑和舟师尚在第一次下西洋的途中，若不严惩安南以儆效尤，恐怕难以在西洋诸国面前树立威信，更谈不上建设朝贡体系。事实上，成祖在郡县安南后，曾多次以安南之事警诫、震慑不安分的番国。 舟师首次下西洋路经爪哇时，正值爪哇国东、西王相互攻杀，明官军登岸市易者一百七十余人为爪哇国西王所误杀。永乐五年九月爪哇西王遣人来谢罪。成祖敕谕曰：“尔居南海，能修职贡，使者往来以礼迎送，朕当嘉之尔。比与东王构兵而累及朝廷所遣使百七十余人皆杀，此何辜也。且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致讨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者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22)这份敕谕言辞较为平和，却体现出朱棣“君主华夷”的威严。成祖一方面肯定了西王能修职贡、礼遇使者、悔过请罪的顺服态度，另一方谴责其误杀使者、擅灭东王之行为，提出了苛刻的赔偿要求，有理有据，朱棣俨然是西洋秩序的维护者和裁决者。后来爪哇西王仅献上黄金一万两，礼部欲下其使于狱，朱棣却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23)剩余赎金全部免除。朱棣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恩威并济，软硬兼施，尽显万国之主的风范。朱棣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爪哇西王之所以如此顺从，原因很简单，大明帝国刚刚秀了一下肌肉，教训了不可一世的安南。这是成祖首次以安南之事教训诸国，此时距郡县安南不过四个月左右。此后成祖又数次以安南之事威慑诸国。例如，暹罗恃强欺凌湓亨国，且拘占城朝使，夺苏门答剌及满剌加诰印，成祖谕其安分守礼以睦邻境，不然“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24)。又如，占城曾趁明军讨伐安南之际侵占了安南土地，朱棣告诫占城国王：“若阴蓄二心，悖违天道，不抚下人，不归侵地，安南覆辙在前，尔其鉴之。”(25) “问罪之师”、“安南之鉴”震慑诸国的效果很显著。《明史·郑和传》载：“(永乐九年六月)是时，交趾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盖因此前下西洋时安南平定不久，各国还未及作出反应，故诸国纷纷来朝的效应显现在永乐九年第三次下西洋回归时。这一年西洋地区入贡的国家有爪哇、榜葛剌、满剌加、古里、暹罗、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南巫里、加异勒等三十余国。此前除占城和暹罗每年入贡外，永乐五年入贡的有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旧港、爪哇西等国；永乐六年只有榜葛剌、爪哇西、真腊、浡泥；永乐七年也只有满剌加、榜葛剌、古里、苏门答剌。很明显，比之前两次下西洋后的情况，永乐九年来朝的国家数量陡增，其中许多国家是首次来朝。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南海已经成为中国的内海。郑和船队第四、五、六次的远征甚至到达了非洲东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突破，除了前三次远航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之外，明朝在南海建立起稳定的朝贡体系也是重要的原因。郑和船队可以以南海(占城、满剌加)为基地，进一步向印度洋扩展。 关于下西洋活动停罢的时间，一般认为是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实际上，朱棣在位时就曾下令暂停下西洋。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发生火灾。朱棣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警示，遂于四月乙巳诏告中外，停办诸多事务。其中便有“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暂行(停止)；往诸番国宝舡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修造往诸番舡只暂行停住，毋得重劳军民”(26)等项，明确表明暂停下西洋活动。规模宏大、历时久远的下西洋活动何以会因为灾异问题就轻易停止呢？这还要从成祖下西洋的目的来看。经过郡县安南与六次远航，明朝在西洋已有很高威信，建立了稳定的朝贡体系，朱棣“君主华夷”、“抚驭万国”的愿景基本实现。永乐中后期是明朝西洋朝贡体系的全盛期。西洋诸番大多接收明朝敕谕封赐，或跟随郑和船队来朝，或自行来朝。例如永乐十四年就有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享、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不剌哇、阿丹、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遣使入贡(27)。永乐十九年、二十一年也都有大规模使团来朝。另一方面，永乐十八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随着明朝政治中心北移，蒙古问题成为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这种情况下，下西洋被暂时搁置也是很自然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