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碎片化”与“重回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式微,许多以往研究未予关注的具体史事、非主流人物等“小事”受到关注,选题偏小、指向具体、关注点分散,是近十余年来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视此为研究“碎片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历史研究不应“切断了与大背景和大方向的联系”,应当纠正“放弃历史理论探究”的偏向,“必须重回宏大背景中去,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以前吃宏大叙事的亏是很大的,教条式的宏大叙事更为可怖。现在关注对一些具体个别事件的研究,既是对前一种偏向的反拨,也是宏大叙事的基础性的建设。”[7]后一种意见,肯定“碎片化”,也不反对宏大叙事。 中国近代史学史领域近十余年来个别问题的具体研究同样远多于整体性研究,虽然比起中国近代史领域受社会史文化史热影响出现的选题明显边缘化草根化现象,或许谈不上十分严重的碎片化,但无意展现全貌、探索规律,不关心理论研究,选题旨趣多向、思路多元、关注点分散,难以形成一些讨论的热点等问题同样存在。考虑到这一领域的研究真正起步不过30余年,专业队伍不够壮大、研究力量有限,学术积累的不足显而易见,而以往侧重政治史革命史取向和偏重主线认识造成的狭隘,使一些非主流史学流派和史家无法进入研究视阈,如对陈黻宸、朱希祖、陆懋德、刘咸炘等各有建树的重要史家的研究,对历史教学的兴起与史学发展的关系、现代学术研究机制的建立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等研究,都属填补空白。另有许多史学事件和人物如晚清新史学、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史学成就及思想等,则须放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下重新解读。这类目标分散、选题互不相关的研究实为必要。而且仔细考察会发现这些分散的“碎片式”研究中不少成果虽表面与所谓“大背景”、“大方向”无涉,却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史学不无关系,并非简单的找补性工作,而是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史不可缺少的内容,是改进或重构整体性研究所必需的基础。 这似乎回到宏观与微观问题的老生常谈。宏观研究既指宏大叙事的整体架构和内容铺设,也指理论预设。就前者而言,微观的具体研究是宏大叙事的补充和基础性工作。没有全面完整细致的微观研究,就没有宏大架构的形成,而宏观架构的预设,也为微观叙事确定历史方位。二者相辅相成。从理性把握历史的角度看,个别史学史事叙事不应脱离各层面的历史联系,也即不应脱离历史发展整体,因此应当是整体研究的一部分。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学者对研究对象有整体认识和把握,否则,不仅使所研究之物孤立而互无关联,而且根本就无法深入准确地认识它,对它做出历史的说明。从后者而言,“重回宏大叙事”口号的提出,不仅针对“碎片化”的研究倾向,更直接针对目前史学史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特别是历史本体论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近十余年来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一直相对沉寂,中国近代史学史亦是如此。1980年代老一代学者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贯穿史学发展,得出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一脉相承的“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和主流”,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色和主流”[8]的认识,成为其后20余年宏大叙事的主题。而近十余年众多的论著鲜少涉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与整个史学领域同样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史学研究实践的现象;研究新思路的探索很有成效,但缺乏总结和理论提升。应该说,十余年来运用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探索取得的众多成果,为理论研究的推进创造了条件。研究者应当发扬老一代学者的理论探索精神,提高理论素养,关注学科建设的理论及史学认识论、本体论研究。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需要。 然而,理论讨论的沉寂并不意味探索的停滞,疏离宏大叙事在刺激微观研究活跃的同时,隐含了重新寻觅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复杂轨迹的努力,而这首先是通过具体的史学事件和具体史学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来。疏离政治史与革命史中心意味研究的关注点转变,史学本身的内容及其相关人事联系学术发展乃至史学发展与政治变革、文化冲突、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逐渐成为学者考虑史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前面提到借助现代化理论探讨中国近代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进程,此外还有借助社会史、文化史带来的民族主义、“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探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某种倾向性特点[9]等,都带范式探索特征,只是很少有人提及“规律”。这些探索体现了多样性的解读途径,未能像以往政治史革命史为中心的宏大主题那样得到一致公认。这一点倒与近年来学界认同研究思路多元化的共识相一致。 以现代化、科学化为线索重叙中国近代史学史,以致更多层面重新探索近代史学发展丰富多彩多重关联的新叙事研究,是试图在政治史革命史中心之外寻找历史发展轨迹和多层面事实的工作,无论说它们带有宏大叙事特征,还是认为其表现出疏离宏大叙事倾向,都不必看作对科学认知历史的偏离。由于历史本身的宏大复杂多层面多矛盾,运用多种叙事多层面多角度认识它,是有益的。而具体的微观研究既是重构新的系统理解历史方式的基础,其对历史某个侧面细节的真实揭示,更为现实改善史学研究和教育、增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多样性、提高学者从业道德和人格风范提供直接的便利的借鉴。所以,重回宏大叙事的呼吁,对于提醒学者全面系统地理解和解读历史是必要的,却不必回到原来的宏大叙事起点;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更应针对那些只以探幽索隐追求新奇为唯一目的的偏向,同时当承认微观具体研究的基础性及其社会功能性。如此,中国近代史研究才能保持开放多元的研究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