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咸丰朝中廓关系 咸丰时期，廓尔喀表面上仍以清朝属国身份同清朝维持交往，其例行朝贡活动也在进行，而清朝也仍以上国身份对其进行怀柔，以体现万国来朝威仪。如咸丰元年(1851)，廓尔喀国王向清朝请进登极表贡礼，清朝认为咸丰二年(1852)为该国例贡之年，仍可缓至该年一道进呈，以省跋涉。廓尔喀遂于咸丰二年派使进京朝贡，(33)贡使于咸丰三年(1853)三月到达北京。(34) 咸丰三年(1853)，廓尔喀利用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机会，对中国西藏提出领土要求。该年三月驻藏大臣穆腾额等就向清廷奏报廓尔喀同西藏争夺纪尔巴、甲玉两处地方。该两处地方本属唐古特，后来租给廓尔喀放牧，“每年议给租钱”，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所订章程早已申明此点。时清朝驻藏大臣非常软弱，伙同西藏僧俗官员将两块土地让给了廓尔喀，“嗣后归廓尔喀管理，以息争端”。(35)清朝亦无暇顾及，同意了驻藏大臣怀柔廓尔喀的做法，反而鼓励了廓尔喀趁太平天国起义之机进一步骚扰西藏。 咸丰四年，正值清朝面临太平天国起义巨大压力之际，正月廓尔喀国王向清朝呈递表文，要求派兵随同剿贼。驻藏大臣淳龄迟至三月后才“代奏”，清廷于同年五月命军机大臣传旨淳龄，要求该国王“恪遵定制，毋庸派兵助剿”。但驻藏大臣“因病延搁”，未能“迅速檄谕”，至给对方口实。(36)同年十二月，廓尔喀国王又给清朝书信，不仅要求清朝给付廓尔喀出兵费，而且又借口唐古特所属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欺负、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欲向中国西藏兴师问罪。针对廓尔喀要求的西藏代赔兵费一事，清朝称廓尔喀行为“尤属居心叵测”，“该国欲派兵助剿本与唐古特无干，况尚未有旨允准，何得藉口兵费”。针对贸易纠葛问题，清朝则要求西藏地方应“照旧贸易”、“秉公查办”。(37)但廓尔喀并不理睬，于咸丰五年(1855)授予布康松汪堆顶戴、官职，又至后藏济咙地方传集村民，让布康松汪堆接管营官职务，同时还派巴勒布旧头人热玛松达尔向藏内呈递表章，不遵从前由塘转递旧例。清朝认为廓尔喀这些举动均“居心叵测”，但限于内乱和力不从心，只能先派噶布伦汪曲结布、粮务委员张祺先后驰往后藏定日一带，以查案为名，暗为布置。(38) 咸丰五年二月初六日，驻藏大臣淳龄等接廓尔喀国王书信，信中声称如果唐古特不以银两、地方前来说和，其将五处发兵往扎边界。同月初八日，中方委员又收到该国头人热玛松达尔所递书信，“情词极为悖谬”。而达赖喇嘛又向驻藏大臣报告了噶布伦汪曲结布所探信息：“济咙、聂拉木两处边界，各来有廓兵四五百名，下立账房扎营，勒逼唐古特百姓投降，并将探信番民二人捉住拷问，施放空枪警吓，剥去衣物释放。”(39)糟糕的是，清朝藏内兵力“甚单”，势难“望其抵御”，驻藏大臣只能从定日、后藏两处额役番兵一千五百名中酌拔数百名，暗地派往各处防守。除此之外，他一面拟给廓尔喀檄谕，逐层指驳，晓以大义，期望廓尔喀国王将发出之兵撤回，听候谕旨遵办；一面译咨达赖喇嘛和孔雍、察木多、乍丫、类乌齐、达木八旗、三十九族各处土兵，务于三月初间赶到边境，听候“汉番委员”调遣。(40) 鉴于藏内兵力不足，清朝无力驱逐廓尔喀人，驻藏大臣认为要妥善完结此案，并不容易，“五中焦灼，状无可名”。廓尔喀要求赔款数目为“该国银钱六百千元”，合唐古特银钱“七百千元”，合“内地纹银七万两”，以此试探清朝能否接受以银贿和要求。清朝虽深知廓尔喀本意所在，但在内困外忧下，也只能对廓尔喀施行“怀柔”，尽量满足廓尔喀无理要求。此点被稍后的咸丰五年三月间谕旨所证实，其谕旨称：“谕军机大臣等，寄谕驻藏大臣赫特贺……总由该国前此欲助兵剿贼，该大臣不及早阻止，并多收税米，阻挡商民各案未能赶紧秉公查办，以致该国藉口与唐古特寻衅滋事。”“该国此次动兵，不过要求唐古特给与银两，亦未明言与中国抗拒”。此等言论当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为此清廷在谕旨中不仅没有对廓尔喀扰藏行为加以谴责，相反却要将廓尔喀与唐古特“一体对待”，竟荒诞声称：“唐古特、廓尔喀均隶我屏藩，自来一视同仁，毫无偏袒。”(41) 驻藏大臣赫特贺等虽照清朝皇帝的口吻传谕了廓尔喀人，但廓尔喀并不接受停兵要求，于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七日先后占领了补仁、绒辖两处土地。至此，济咙、宗喀、聂拉木、补仁、绒辖均被廓尔喀占领。驻藏大臣非常震惊，加速了与廓尔喀的谈判，所给断牌八款即是驻藏大臣与廓尔喀谈判的证据：第一，因济咙营官擅自加收廓尔喀贩米商民税米(定例每米一背系税收一木碗，今收两木碗)，计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每年约收米一百八十余石之数，每石按时价八两计算，唐古特应赔银一万零八十两，交给廓尔喀承领。第二，济咙米盐交易，废除长头余利之税，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四年(1854)，所得长头米盐至二百六十余石之多，断令唐古特认赔银二千一百五十两发给廓尔喀承领，以补扣取米盐之数。另又判济咙营官头人等赔缴所扣盐斤长头余利银三百两给廓尔喀承领。第三，银协噶尔营官在孔布地方私带盐斤，摊派差役，不给脚价，特判唐古特补给廓尔喀脚价银五百两。第四，因协噶尔营官业巴夺结殴毙廓尔喀民人青叠夺卡碾，特判按照夷例赔给命价五十两，令对方承领。第五，廓尔喀人吉巫朗咱等被抢，判令唐古特赔给价银五十两。第六，宗喀廓尔喀人被杀被抢一案，命判给命价银二百两(每名五十两)，牛价银一千八百零九两(时价每头三两)，其他各物二百八十两，共计二千二百八十九两，命唐古特赔给廓尔喀承领。第七，廓尔喀头人被劫赔给纹银三十四两。以上合计唐古特应赔给廓尔喀银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三两。(42) 尽管驻藏大臣进行妥协，但廓尔喀并没有接受。咸丰皇帝也认识到廓尔喀侵藏野心仅靠一万多两白银很难满足，在驻藏大臣请求派兵助剿的情况下，特命四川总督黄宗汉拨川兵三千交乐斌带领，赴藏相机办理，似乎已经做好了惩办廓尔喀的准备。但是，四川地方却称“进剿非时”，即“据该将军等奏称，已遵旨预备屯兵一千名，营兵二千名。惟本省兵力不敷，饷需不继，沿途支应亦有掣肘，藏地寒冷，进剿非时。”咸丰皇帝认为四川将军等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进剿之议，遂终止。(43)在等待川兵救援无望的情况下，西藏地方只能自救。达赖喇嘛特请驻藏大臣拨借汉库贮藏之药铅火器分发各隘，以备防范。但汉库仅存火药三千六百斤、五钱重铅子一百八十余颗，与达赖要求的拨给火药八千斤、铅子一万三千斤的要求相差甚远。(44) 咸丰五年(1855)九月二十四日，廓尔喀发动了对帕嘉岭的进攻，清朝认为进攻已开始，“兵难中止”，但因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内地无兵可调，遂又决定用中央拨款、西藏地方出兵的方案抵抗廓尔喀。为此咸丰皇帝特向川督降旨：“著黄宗汉迅速筹拨银五六万两解往后藏，交该大臣作为犒赏之需，俾藏属番土各兵鼓舞奋兴，咸知用命，或可即仗本地兵力以御外寇，无烦内地征调。”(45)十二月十二日传来了廓尔喀占领聂拉木的消息，最终清朝决定：“现在中原贼匪未平，兵饷两缺，此次藏属用兵，诚出万不得已。而控驭外夷之道总宜恩威并济，剿抚兼施。”(46)至此，清朝无疑完全认可此前驻藏大臣等所奏六条怀柔廓尔喀办法，又责成喇嘛设法开导，并将生擒夷人中的绝大多数放归廓尔喀以为怀柔。(47)在清朝主动言和下，廓尔喀与西藏言和。关于这一言和，《清史稿》曾做出如下评述：“廓番闻大兵将至，懼遣其噶箕来藏上表乞和，诏许罢兵”。(48)此“乞和”之说当属梦话，咸丰六年(1856)双方所订十条和约可以为证： 一，唐古特每年与廓尔喀交给阿乃银钱十千元。二，唐古特、廓尔喀两家本是恭顺大皇上之人，西藏地方均系喇嘛寺院，又系念经作善坐静受戒之人住所，从此以后如有别国与唐古特地方打仗者，廓尔喀自当帮同唐古特护守……七，唐古特商人、百姓自相争讼者，廓尔喀之官不准审办。在藏之廓属百姓与阳布生长之卡契回民争讼者，唐古特之官不得审办。如唐古特百姓与廓尔喀之人争讼者，两家官员会同审讯，应罚赎藏番之项唐古特官员经收，罚赎廓尔喀商人、百姓、卡契之项廓尔喀官经收。八，唐古特之人在廓属杀人逃往藏地者，唐古特将人交还。廓尔喀或唐古特之人在藏属杀人逃往廓属者，廓尔喀将人交还唐古特。九，廓尔喀商人、百姓财物被唐古特百姓抢劫者，唐古特之官查明，将财物退还廓尔喀失主。如行劫之人将财物一时不能归结者，唐古特之官勒限日期，取结追还。唐古特商人、百姓财物被廓尔喀百姓抢劫者，廓尔喀之官查明，将财物退还唐古特失主。如行劫之人将财物一时不能归结，廓尔喀之官勒限日期，取结追还。十，此次打仗时，唐古特百姓裹入廓尔喀之内，廓属百姓裹入唐古特之内者，自此和息之后，两家都不得记恨，扰害人财。(49) 以上十条不仅要求西藏地方对廓尔喀分年赔款(第一条)，廓尔喀又单方面将“治外法权”加在中国西藏身上，不仅规定廓尔喀人在藏发生纠纷时，西藏地方不能单独审理(属人原则)，而且要求廓尔喀人与唐古特人在藏内发生纠纷时，西藏地方也不能单独审理，必须双方会审等。(50) 咸丰六年(1856)七月十八日，清朝正式降旨接受这十条。(51)咸丰皇帝特降旨称：“朕念该国久列藩服，向来恭顺，此次与唐古特构衅，不过边徼蠢愚，罔知大体，特命赫特贺驰赴后藏协噶尔地方，剿抚兼施，晓以利害……自聂拉木等处官兵叠胜以后，该夷悔罪畏威，撤退各口番兵求与唐古忒和好。兹复据赫特贺奏报该国奉表输诚，恳求赦罪，察其情词，尚为肫切，自应与以自新，宽其既往。著赫特贺等传谕该国王，嗣后但当谨守藩封，与唐古忒永敦和好，毋以小嫌微隙，再起争端，以仰体朕怀远推恩，一视同仁之意。”(52)如此宣谕似乎表明廓尔喀最终退兵并非在于十条和约的达成，而在于对天朝的恭顺。(53) 此次侵藏行为影响了廓尔喀的进京朝贡活动。咸丰七年(1857)为廓尔喀正贡之年，咸丰皇帝特允免除，虽然谕旨称免贡系“惟念该国与唐古忒构衅，甫经息兵，若令其赍进方物，远道前来，非所以示体恤”，(54)但亦包含有对廓尔喀扰藏行为的厌恶之情。廓尔喀似乎也意识到此点，其后廓尔喀向清朝呈递谢恩表文就表达了不满。其呈文称：此次“蒙恩准免本年朝觐者，原为小的与唐古忒构兵，甫经和息……但向来五年呈进例贡一次，小国使臣转回，蒙大皇帝赏赐敕书，恭赍到阳布，小的跪领……此次例贡蒙恩免其呈进，则不能稍抒悃忱，小的中心之所抱歉也。”(55)为此，驻藏大臣去信解释，称“大皇帝一视同仁，并未稍分畛域”，此次免贡只为体恤廓尔喀而已。(56)但廓尔喀仍然不依，驻藏大臣又去信加以说明，称：“即如唐古特本年巴雅尔堪布例贡经奉旨停止，足徵大皇帝一视同仁并未稍分畛域，尔王既奉到此次恩旨，自宜将感激图报缘由善具表文递藏，由本大臣代为转进圣主明见万里，自然默鉴忠忱，将来温谕宠颁，定必优加奖励。”(57)随后清廷又让驻藏大臣赫特贺檄谕廓尔喀王，加以奖励。(58)同年年底清朝又特地重赏了廓尔喀国国王及办事大小头目人等很多礼物，其目的仍在于怀柔廓尔喀的最终言和与归顺清朝。(59) 清朝如此怀柔廓尔喀，获得巨大收益的廓尔喀似乎也没有令清朝完全失望。咸丰八年(1858)，廓尔喀王又一次向清朝进表谢恩。乘此机会，清朝又赏该国王红宝石顶戴花翎，赏总噶箕增格八哈都尔二品珊瑚顶戴花翎。(60)为此，廓尔喀王又于咸丰九年(1859)特具“叩谢天恩表文”，让驻藏大臣代为转进。(61)同治元年(1862)又是廓尔喀五年一贡的常贡之年，廓尔喀要求照例进贡，但清朝却担心贡道是否畅通、贡使是否能顺利来京，特令地方官进行调查。驻藏帮办大臣满庆乘机向清朝建议恢复廓尔喀常贡，声称：“查该国王前于咸丰七年遵旨未经差人赴京进贡，已怀觖望，此次又值例贡届□□□，仍前阻止，致□□内情权术得伸入狄之意。况现在川省□此大道已通，若不允其循例照办，□消藉口。”(62)但随后川督兼驻藏大臣的崇实却以“贼氛未靖道路梗阻”为由，要求暂缓廓尔喀进贡活动。鉴于此，清朝又照上次成案，免予进贡，并吩咐将廓尔喀例贡推迟至丁卯年(1867)进行。(63)这是自咸丰二年(1852)后清朝第二次免除廓尔喀进京朝贡，这也间接表明廓尔喀自咸丰二年后没有获得进京朝贡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