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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廖”公案考辨 自张之洞离蜀之后，张之洞与廖平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时有诫语。 光绪六年(1880)春，廖平赴京会试，不第。在京日，尝撰写《上南皮师相论易书》，以易例请业时授翰林院侍讲的张之洞。张之洞诫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盖廖平此时刚因王闿运所教“专求大义”而论易，故以汉学为教的张之洞以此语诫之。光绪九年(1883)春，廖平赴北京会试不第，途中悟“素王二伯诸大义”，谒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于太原，“张仍以‘风疾马良’之语诫廖平，并以治小学相勖”(17)。张之洞又盛推王霞举，比之伏生、文中子，廖平诣之有得而张之洞甚喜。 光绪十四年(1888)冬，廖平赴京会试，张之洞电召赴粤，命纂《左传疏》，以配清代《十三经疏》，以方赴京未能去。此时廖平已有以《今古学考》为代表作的经学一变和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为代表作的经学二变。光绪十五年(1889)廖平会试中三十二名进士，钦点即用知县，以亲老故改教职，部铨龙安府教授，试后应张之洞召，六月赴广州，住广雅书局，以张之洞命纂《左传》，始专力治左氏，张之洞又重申“风疾马良”之诫。此时廖平在广州会晤康有为，示之《知圣篇》和《辟刘篇》，康有为于是尽变其学，参照而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而廖平因此被世人目为维新变法依据“素王改制”论之始作俑者。 光绪十六年(1890)春，廖平复由广州赴京补应殿试，得二甲七十名，赐进士出身。秋，偕宋育仁由水道返川，过湖北谒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流连弥月，以《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补证》两稿上张之洞，张之洞又重申“风疾马良”为言。 光绪二十年(1894)，门人汪兆麟以县丞分发湖北，因以《左传汉义补证》稿全部、《尚书》稿数篇，命其呈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时《古学考》出。又长沙《湘学报》刊文揭“素王改制”之义，张之洞一方面电告江标、陈宝箴纠正《蜀学报》文字：“惟有一事奉商，《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尔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此说过奇，甚骇人听……于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理……与之相涉恐有流弊。”(18)另一方面通过宋育仁传语告诫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命改订经学条例，不可讲今古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十月，廖平赴成都，与宋育仁相见，宋再传张之洞语，并谓“如不自改，必将用兵”。后廖平分撰《与宋芸子论学书》、《上南皮师相论学书》，申明为学宗旨及回应师命。梁启超之“逼贿”说盖由此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劝学篇》成书。八月，戊戌政变，康有为外逃日本，杨锐、刘光弟等六君子蒙难，形势对廖平很不利。“先是，康有为得‘孔子改制之说’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为变法之据。天下群以作俑归之先生，谓‘素王改制’之说实有流弊，并因而攻《公羊》及《孟子》焉。”(19)门人施焕自重庆急函：“清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经书。”(20)门人赵伯道于是举火焚烧新成之《地球新义》，以保廖平避祸。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廖平因戊戌政变牵连署谢洪县训导。张之洞先以延通经之士纂《经学明例》，差人电告廖平：“湖北现办纂书尊经学，依《劝学篇守约卷》内明例等七条，《诗》、《仪》、《礼》已存，广雅乃最重公品学，请择一二经，先编《明例》一卷寄来。”(21)四月，张之洞电召廖平赴湖北办《正学报》，黄开国认为这是对正受戊戌政变牵连的廖平的保护，甚合情理(22)。廖平因成都送考未能成行，于是作一书并增补《地球新义》稿，命门人携至湖北上之，张之洞意弗善，传语“欲先生用退笔”。 以上交往时值张之洞从支持维新变法到“正人心、开风气”的《劝学篇》酝酿诞生的时期，而廖平的早期经学也逐渐向中期经学过渡。期间张之洞屡语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诫，经学二变期间甚至有“如不自改，必将用兵”等似有威逼意味之语，又时有文化事务请廖平参与。于是梁启超有“张公贿逼”说：“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23)更有“戊戌惧祸”说：“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学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之后，惧祸而支离之也。蚤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说，进退失据矣。”(24)后人乃有杨东莼“戊戌(1998年)以后，因畏祸遂自卖其说”(25)、周予同“廖平受威逼而变说”(26)等沿袭梁氏之刻薄评语。章太炎曾为之辩解：“清大学士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六经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论，谓君受之洞贿，著书自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27)今人舒大刚、黄开国诸先生驳斥甚详(28)，此不赘述。 此处要申论者，乃“逼贿”“惧祸”公案背后更深层的学术辨析：在现有学术史论述中，通常认为张之洞推重古文经学，廖平受王闿运影响后一心一意用心今文经学，两者互相对立，张之洞欲将廖平从今文经学拉回汉学阵容，而廖平持“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立场，坚持己见，百折不挠。果然如此乎？本文以为不然，应以史料和原著为据，去其主观遮蔽而见其本来面目。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廖平学术态度和经学立场。廖平在为学、为人、思想上的独立性非常强。“特妾妇之道，从一而终，转益多师，古所不禁。况儒生传经，亦如畴人制器，秘合差离，久而后觉。使必株守旧仪、禁新法，专己守残，殊非师门宏通之旨。”(29)对王闿运如此，对张之洞亦然。“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盖学贵自立，无与感情；依傍既空，方觇真识。”(30)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主要限于廖平经学初变之前的第二小变，从古学兴趣转向今学，但在光绪十一年(1886年)乙酉，乃自立门户，成《今古学考》。《劝学篇》问世之前笃守古文经学的张之洞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诫，未能使之变易为学立场。廖平之学又以善变著称，其立场不可轻易以一个标签贴定，何况廖平经学三变开始已经超越今古文经学分别，并转型为经学哲学家，故光绪六年(1880)之后坚守今文经学立场之说不成立。 其次，张之洞“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等诫语真意何在，有待分疏。此语在尊经书院时期提到过：“适越而面太行，马愈良者去愈远，徘徊于岐路者，日行不能十里。”(31)张之洞对杨锐、廖平等弟子甚为欣赏和爱护，而廖平发明经义常常骇人听闻，易招妒害，尤为张之洞所担心。据廖平弟子吴虞记载，廖平在湖北当面指出《书目答问》的错误。“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岂能再与汝递受业帖子耶？’”(32)张之洞对爱徒宽厚如此，可见诫语实为关心弟子和寄予厚望之表达。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的政治敏感使之不放心廖平言论，“如不自改，必将用兵”，“干戈从事”，用意当在诫其明哲保身。光绪二十五年，张之洞传语“欲先生用退笔”，乃戊戌变法失败后，爱徒杨锐等蒙难，已经惋惜悲痛不已，廖平有变法依据始作俑者之名，形势危险，而廖平又发“大统小统”惊人之论，乃师告诫廖平持论谨慎，也是情理之中。对廖平论学呈稿，张之洞每有诫语，而廖平均慎重反思其学，大有促进其深思熟虑、学术猛进之作用。可见张之洞诸诫语无他意，惟达其关怀、勉励、护佑爱徒之心耳。 第三，张之洞固然推崇纪阮考据之学，然而在尊经书院章程和后来教导廖平特重汉学，并非铁板一块。“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33)他不仅反对门户之见，力倡经学为根柢和一切学术并重，尤重求大义，所不喜者乃“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惑世的穿凿之公羊。“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34)而康有为之公羊学在张之洞看来有“荒唐险怪者”之嫌疑，然而即便如此，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早期仍然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宣传活动，可见其政治和学术胸怀。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才开始觉得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和变法实践大有问题，组织力量驳正维新变法理论，并用半年时间写出《劝学篇》以正学，因这时已关乎国家命运，忠君爱国的张之洞不得不然。廖平学术有越变越怪之相，张之洞虽有所看法，并时有诫语和建议，但均为私下传语，而非公开场合批判，更无强迫廖平改变学术思想立场之实质性做法，而终生抱定爱护、保护和勉励弟子的一贯作风。所以廖平的学术思想走向均独立自主，若有与张之洞学术观点相符合和相背离，都是廖平忠实于内心深思熟虑之结果，非为感情特予曲意逢迎或刻意反对。 综合以上史料和考辨所论，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并非固守古文经学立场，廖平之学术思想亦并非在光绪六年(1880)之后固守今文经学立场，师徒之学术思想皆有多重面向，也有相互影响和促进。尊经书院时期张廖师徒学思契合，同向汉学，而从此到戊戌政变之前，师徒联系密切，学术常有乖异，时有辩难，貌离神合，经学宗旨均兼综汉宋、分别古今。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学术思想有一非常之飞跃，以《劝学篇》为世人立法立范，而经历磨难的廖平转型为哲学家，开始新的学术历程，此时再无学派之藩篱，与乃师心意相通，若合符节，超越古今之别，应对中西之争。盖前人有见于张廖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