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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张之洞、廖平在《劝学篇》问世前后的学术思想步调一致。此前致力“通经致用”，面向以经学应世为中心的古今之争，兼综汉宋，分别古今，张之洞为导师，廖平为集大成者；此后同奉“中体西用”，解决以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为中心的中西之争，张之洞树旗帜、申纲领，廖平积极响应疏解，建构尊孔尊经、涵摄西学的新经学体系。戊戌之前“通经致用”时期，张之洞引导廖平走上经学正道，关心廖平学术发展，时加规劝而尊重其学术发明；廖平凭天资和勤奋发明经学古今大义，师徒过从密切，敬重乃师而坚持独立性，每有发明必送稿致信请益，尊重张之洞指导意见，但非经独立思考认定绝不擅改主张，然而师徒殊途而同归，共同完成了对经学古今之争的分疏、总结和超越。戊戌之后“中体西用”时期，廖平尊奉《劝学篇》师训，追随张之洞确立的“中体西用”文化旗帜，不遗余力构建树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孔径哲学体系，可谓师徒默契配合，合力建构了立法后世的新经学体系。过去强调张廖之异而不见其同，多拘泥于两者论述形式和逼贿等外在因素，若能知人论世，整体通贯，同情了解师徒交往和理论发明而论，谅结论无出于此。 张之洞和廖平共同构建的以“中体西用、守约固本”为主旨的新经学体系，其特征可略概为以下三点： 第一，新经学体系问题意识在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目标是“保国、保教、保种”。师徒由“通经致用”而“中体西用”，皆为此而来，与时俱进，由博返约，构建适应时势的新经学体系。经典体系，廖平在早期经学拟十八经体系，张之洞在《劝学篇》立八经体系。张廖曾为经学门户而纠结，戊戌之后则超越经学古今门户，一度“尊今抑古”的廖平以古文《周礼》为全球大统，平生恶公羊的张之洞则以今文学提倡的大义为守约门径。 第二，新经学体系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自觉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通过西学之用维护中学之体。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批评顽固守旧派的同时，针砭全盘西化派数典忘祖，坚持守住儒家文化和纲常伦理为主的中国文化之体，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中体。廖平也以“文质之辨”坚持以形上之中学为主体，以形下之西学为辅用，吸收器物层面之西学巩固道体层面之中学。 第三，既努力阐发以在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根基作用和对世界发展的普适价值，又积极吸收西学成分，如进化论、民主政治、军事科技文明等，以寻求中国固有优良传统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新时代中的创造性转换。张之洞通过中西伦理制度比较，认为中国哲学、儒家文化、伦理制度具有西方文化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廖平则综合公羊学和进化论建构孔经哲学体系，证明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立法后世，具有永恒的普适价值，不仅适用于百世中国，而且适用于全球宇宙，西方文化还处于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无法与发达的中国文化比拟。他们都倡导立足中国固有文明根基，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明优秀成分，使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应有的主体性作用。 张之洞和廖平师生交往的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张、廖师徒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贡献。20世纪中国文化总体上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等三大主要学术思潮，张之洞和廖平师徒联手建构新经学体系，启导中国保守主义思潮，奠定新经学转型的基本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学术永恒的普适价值和非凡的当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百年劫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逃于“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意识，因而张廖奠定的新经学基本范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重建和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