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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体西用”与新经学转型 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前夕作《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深重民族危机而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系列努力中，奠定了主流观点“中体西用”主张的集大成者和代言人地位。而对《劝学篇》问世前后张之洞和廖平的学术思想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张廖师徒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新经学范式的建构逻辑。 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约有三变。张之洞早年受过正统儒学教育，到光绪七年(1881)底补授山西巡抚之前，遵循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道路，为学教人遵循“端品行、务实学”之儒学传统，居京师之“清流”议论“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35)。任山西巡抚期间，因地方弊政衰败触发而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交往，开始对旧政西艺有了新的认识，在山西开始学习西技、兴办洋务，此一变也。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参与中法战争，对军事科技方面的中西文化差异又有真切感受，认为“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是中国不敌西方的原因，勉力培养军事人才和改善军械设备，并如辜鸿铭所记，找到“理”、“势”关系的恰当处理方式：“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以舍理以制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36)光绪十五年(1889)转任两湖总督，进而倡导西方“专门之学”，洋务和办学皆肯定和效仿“西学”，此二变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中国安身立命之端”，皆用“西学”救“如受重饬，气血大损”的朝廷之“体”(37)。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湖南《湘学报》发表的过激言论所刺激，张之洞又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提出：“故于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端。”(38)稍后在《劝学篇》中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9)“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0)“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41)“中体西用”说形成，此第三变也。 张之洞之学术第三变倡言的“中体西用”说，实为中国近代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发展到清末的成熟形态和理论总结，并大力提倡而成国人共识。梁启超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畺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42)“中体西用”说的渊源，前有林则徐、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方案，后又有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开启以“制器练兵”、“求富求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而日本明治维新也以“和魂洋才”说处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即立足传统来引进西方文明。冯桂芬在咸丰十一年(1861)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3)，则为“中体西用”说的首次明确表达。其后，王韬言：“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言：“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光绪十九年(1893)郑观应言：“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44)中国自占有“严夷夏之防”的“张三世”思想传统，魏源到张之洞学习西方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华夏文化中心的“天下观”相互配合协调，使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能够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不失为晚清内忧外患之时变通兼顾的“保国、保教、保种”自救道路。 廖平则在乃师《劝学篇》问世前后逐渐从早期学问宗旨主要解决“古今之争”的经学家转型为中晚期应对“中西之争”的哲学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廖平经学三变的始年，张之洞通过宋育仁传达诫语“改订经说条例”，促使廖平反思数月，在论学书信中展示其反思成果，其中多有为其早期经学主张辩护，同时在张之洞指出问题的地方说明已经有所改变，问题意识则在“现在外侮凭陵，人才猥琐，实欲开拓志士之心胸，指示学童之捷径”(45)，其立场为“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回应张之洞对经学二变“尊今抑古”中《王制》和《周礼》处理方式的意见，廖平“拟于各经凡例中删去《王制》一例。所有制度，各引本经传记师说为证，不引《王制》明文，现已遵照改易”，“惟《攻刘篇》专攻《周礼》，此书未刊刻，即将原稿毁消”。并弥合今古学学派：“盖二派各立门户，不尚主奴。特古学久经盛行，今学不绝如缕，初谋中兴，不得不画分疆域；既已立国，无须再寻干戈。公约一定，永敦交好。”“既将诸经统归一是，则不必更立今古之名。是不言今古者，乃出于实理，非勉强不言而已。”(46)此语表明廖平不再囿于经学的今古之别，而诠释皆“出于实理”，可视为廖平早期经学走向中期经学的标志之一。在经学三变“大统小统说”中，《周礼》“丁酉之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治法”(47)，“以前所删所改之条，今皆变为精金美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48)。三变的初作《地球新义》也在《劝学篇》问世之初诞生，可视为张廖学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标志。张廖之前共同关心的经学“今古”之争，志在通经致用，通过廖平早期经学的创造诠释和张之洞的指导纠偏，已经完成对今古经学超越，而都转向了应对“中西之争”的新经学构建之路。 廖平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转换为“文质说”。廖平早期经学中之“文质说”，言互相取法而无主辅、体用之别：“文质即中外、华洋之替字，中国古无质家，所谓质家，皆指海外，一文一质，谓中外互相取法。”(49)中期经学则以“祖学、新学”分主辅：“讲学者当以祖学为主，新学为辅，混而为一，不可歧而为二。”(50)以“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来对应“中学、西学”，明“体用”之别：“所谓改文从质，乃指改今日文弊之中国以从泰西之今质。”“中古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创，而迎给于外人，亦如西人患难已平，饱暖已极，自新无术，而内向中国。中国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为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质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质合通百世损益之大纲也。”(51)其后建构孔经哲学体系都契合“中体西用”立场，即以孔经哲学为内核的中国文化为体、西方民主政治和科技器物文明为用。 戊戌之后，廖平构建以尊孔尊经、融摄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经学体系，勉力弘扬师说，阐述群经大义，印证和疏解张之洞“中体西用”立场下的变法宗旨：“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52)“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53)。光绪二十五年，廖平按《劝学篇·守约》参与《经学明例》编纂，而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已做《群经凡例》(《十八经注疏凡例》)，此时则转变为认同张之洞提倡的“守约固本”的“八经”新经典体系。 张之洞以为儒家处于“今日之世变”，若不改变《论六家要旨》所言“儒家者流，博而寡要，老而少功”的状况，“圣教儒书，寝微寝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故“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54)，通过七端举大义而“有要而无劳”，“以约存博”，不亡中学。廖平承此师说，“计穷智出，化旧为新”，以“用帝王之全力，集秦汉之大成，分门别类终始灿然”(55)的《白虎通义》为蓝本，略加编排为《群经大义》，以接引当时学子学习经学。 张之洞提倡弘扬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三纲五常”，以为“五伦之要，百伦之常，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56)；廖平先后做《群经总义讲义》、《会典经证》、《伦理约编》、《左传汉义补正》等，皆以中国传统伦常为弘扬主旨，又著《哲学思想论》、《议院改良论》、《论民权大意》，申论中国哲学和政治传统之优越。在《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论》中，廖平更把董仲舒的三统说、公羊学张三世说、礼运小康大同说与西方政治中的君权、民权、君民共和三等政体联系起来，结合西方进化论思想，认为从王霸小康到皇帝大同，要经过野蛮时代、文明社会和大同社会三次三统循环(57)。 在教育实践上，张之洞为保存中学、经学而创设“存古学堂”，并倡言以经学为首的“八科之学”；廖平则在各地书院、学校勉力置办经书、编写经学教材和讲解经学，撰《中小学不读经私议》，倡导小学读经成诵。张之洞卒后，廖平更作《尊孔篇》、《世界进化退化表》、《中国文字问题三十论题解》、《文字源流考》、《孔经哲学发微》和《中外比较改良论》等，阐释以孔子和六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体和以科技霸力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之用的相互关系和未来趋势。晚年构筑的天人学，认为孔子六经微言之中有人学和天学，《春秋》、《尚书》为人学二经，孔子为六合之内的地球立法；《诗》、《易》为天学二经，孔子为六合之外的宇宙立法，其中天学综合运用了本土佛道、医学、文学典籍思想和中西天文学知识。廖平发展了张之洞“保国、保教、保种”之“同心”的诉求：“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58)通过证明孔子、六经为宇宙全球立法来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