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对商代社会性质做出深层次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⑩张政烺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有一个重点，即是要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探讨商代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形态问题。”(11) 1951年，张政烺发表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经由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作文风格，但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微观研究与宏观指导相结合探讨商周的社会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界，有的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认为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时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12)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于是张永山指出，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13) 唯物史观的指导，推动张政烺对商代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问题的探索不断深入，他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持续对甲骨文中的“众”作了考察。在他看来，“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对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所处社会关系等方面作深入考察，“自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的看法”。(14)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他已经提出“众”既是商代的直接生产者又是兵源的看法，在随后撰写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对“众”与“众人”的史料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众人兼有农夫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车辇六畜可以随时征用，要服兵役、徭役，征集调拨毫无限制，也就是说生命财产都操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手里”。(15)尽管“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他们并不等于奴隶。关于这一点，他在《殷契“  田”解》一文中对“众人”的概念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是殷代的农业生产者，也是当兵打仗的人。”(16)这种对“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族组织、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厘清，无疑为我们认识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把锁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