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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张政烺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封建社会部分)》的草稿影印件来看，“魏晋封建论”的学术观点亦隐然蕴涵其间：“原《图谱目录》分篇编排，封建社会部分，分为第三篇《封建社会前期》和第四篇《封建社会后期》，先生将两个篇名均行删去，改为以章为单位，统一编排。将原第三篇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改为统编第十一章《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原第二章第一节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先生删去其中‘封建’二字，改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原第四章《豪强大族的发展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先生把‘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数字删去。第十七章《封建割据和短期统一》，先生改为《魏蜀吴割据和西晋短期统一》，删去‘封建’字样。此章第一节《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先生删去‘封建’二字。凡此种种，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战国封建说”。(27)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的讨论，见仁见智，但张政烺关于“魏晋封建论”的学说，自1950年提出之后，直到1994年他在接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采访时依然坚信地说：“我看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几十年了我都是这个主张。”(28)这种学术的自信，缘于他不空套理论，而是真正做到了将唯物史观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体现。故何兹全评价说：“50年代初，刚刚解放，苑峰也在学马克思主义，当时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都不免生搬硬套。但苑峰不是‘以论代史’，而是熟悉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历史实际，从中国历史实际中看出魏晋时期正合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理论，就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戴到魏晋社会的头上。他不是‘以论代史’，而是‘以史代论’。”(29) 作为一名新历史考证学者，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者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重视史料考证，转而将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二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内涵，充实、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 注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