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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贯穿了张政烺学术研究的后半生，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谈到要写一本著作《中国奴隶社会》，(17)以及《古代中国的家族形态》、(18)《殷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结构》(19)等文章。直到晚年他仍然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的进展，今后我还是想多听听各种意见，将我的看法写出来。”(20)可见张政烺学习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所做的探索，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林甘泉与张政烺共同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多年。他在评价张政烺的学术研究时说：“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21) 深入考察张政烺于新中国建立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商代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及思想认识的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假问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张政烺作为一位新历史考证学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对商周社会形态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从而深化了对商周社会相关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虽然不乏历史考证名篇，但考证的中心并不突出，而建国后其历史考证的中心则集中在商周史领域，究其所自，与其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商周史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学习了唯物史观之后，开始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殷代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甲骨文“肖”与“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又作《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一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希冀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具体考释，说清“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22)这种层层深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作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所以谢桂华深有体会地指出：“他(指张政烺，引者)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23)此为张政烺后期历史考证学实现更大突破与提升的关键之一，也恰恰是对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