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王竑的仕途与大明帝国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的历史相伴而行，甚至是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其个人历史直接构成了明朝国史的部分内容。《明实录》作为明朝的编年国史，以时间为线索，鲜明地记载和反映了王竑在每一个阶段的成就。书中对王竑的肯定和惋惜，反映了《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和《孝宗实录》的史臣们对他的正面认识，也是对当时士大夫们对王竑评价的承载和记录。当然，无论是皇帝、士大夫还是史臣，他们对王竑的重视，又与王竑个人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间的历史功绩密不可分。这说明，历史的书写虽然与书写者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受制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关 键 词：明实录/王竑/历史书写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 )，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彩虹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和明清文化史研究。 作为大明帝国的高级官吏，王竑(1413-1488)的个人历史直接构成了明朝国史的部分内容。与清修《明史》对王竑的记载仅有八千余字相比，明代的国史《明实录》对王竑的历史记载显然是有所偏爱的，字数竟多达二万五千余字。《明史》属于“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的纪传体，对王竑事迹的记载多有重复；而《明实录》属于“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的编年体①，因此它对王竑个人历史的记载，每一阶段都很详细，信息量要远大于《明史》，反映了王竑个人命运在明代历史大潮中的位置和价值。 《明实录》[1]对王竑个人历史的书写，并非全然客观，而是有所选择的，与《明史》相比，实录对王竑事迹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与实录的当代性和帝王属性密切相关。实录多次记载了皇帝对王竑的关心，“提督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有疾，命医往疗之”，“提督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有疾，命还京调治”。然而，王竑在宪宗后期失宠，实录对此也有明确的记录。正是为了反映皇帝对他的眷顾或厌弃，王竑才在以记载帝王为主旨的实录中受到重视，获得突显。《明实录》对王竑历史的书写，也反映了实录修纂者对王竑的看法和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受到了当时士大夫们立场的影响。在士大夫和修纂者们看来，王竑是一位能干的可堪依靠的治国大员，因此才会有士大夫不断地要求起复，这些连绵的起复奏书并被修纂者们所津津乐道。当然，士大夫和修纂者们的上述评价，又与王竑个人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间的历史功绩密不可分。这说明，历史的书写虽然与书写者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受制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关于《明实录》对王竑个人历史书写的论著，迄未寓目，故本文试作一探。 一、实录重视王竑在土木事变和镇守居庸关中的作用和功绩 以编年为主的《明实录》，对王竑的记载是从正统十一年他升为户科给事中开始的，这与纪传体的《明史》其本传的开头不同，后者是从他姓名、表字、籍贯和出生开始叙述的[2]。《明英宗实录》(以下径简称“英录”)卷一四○载，正统十一年四月辛酉，“擢进士王竑为户科给事中”。王竑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却是在“土木之变”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后，朝内一片混乱，在是否清除宦官王振势力上，监国郕王朱祁钰犹豫不决，而百官“皆趋进跪，恸哭不起”，并扬言道：“圣驾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断，何以安慰人心？”而王振的心腹锦衣卫指挥马顺则“唱逐百官”。就在这关键时刻，“给事中王竑奋臂摔顺发，啮其肉曰：‘顺倚振肆强，今犹若此，诚奸党也！’百官争捶死顺，且请籍振家”。于是郕王决心始定，清除了王振的余党。朝廷上下振军备战，国得以安②。景泰二年六月，当尚宝司“检究故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牙牌”时，“顺子言其父被给事中王竑等捶死，牙牌宜责竑寻取”，代宗从其请，这让有功的王竑很难堪，于是六科十三道为之辩解：“臣等切惟太监王振专权擅政，误国丧师，以致上皇北狩，宗社几危。皇上监国之始，群臣合辞请正其罪，而顺实其平日羽翼，犹倚故态，擅肆叱呵，故凡在朝文武百官及守卫军校人等，莫不忠奋感激，共相捶死，务除奸党以安宗社。何牙牌之暇？”王竑“明识国宪，若收牙牌，岂敢隐匿”？指出皇上之所以能够“益隆丕绪”，“国计大定”，应该归功于“前日剪除凶党”，“若责竑寻取牙牌，窃恐人怀疑惧，奸党复萌，上亏圣明之断，下沮忠义之气”，他要求代宗改正前旨，只宣谕官民若“拾马顺牙牌者，无论破损，并许送官”③。看来公道自在人心，言官对王竑在打死马顺、力挽狂澜上的历史功绩，还是立场鲜明的。 土木之变虽然过去，但其造成的形势仍然十分危急。正统十四年八月，时为给事中的王竑奏言“原取沙州达官(蒙古族官员)于东昌府卫安插者，其人素习凶犷，平居无事，常为盗贼”，而现在蒙古“虏寇犯边”，因此“尤宜堤备”，“设法俵散各人于江南远方，庶不乘机为患”④。显然，这是土木之变造成的风声鹤唳的后果。由于王竑的卓越表现，两个月后朝廷“命吏科给事中程信、户科给事中王竑协同都督王通、右副都御史杨善提督官军，守护京城”。把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王竑等人。接着，就将王竑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庚申，升户科给事中王竑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堪称“火线提拔”。辛酉日，“命都督王敬、武兴，都指挥王勇往彰义门杀贼，佥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与孙镗一处屯兵，若有紧急飞报”。王敬、武兴与“虏战于彰义门外”，先胜后败，“虏逐至土城”，在这紧急关头，“王竑、毛福寿往援，虏遥见旗帜，乃遁”⑤。 打退蒙古瓦剌人进攻后，王竑因其特殊的才能，被委以镇守北京门户居庸关的重任。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命右佥都御史王竑、都指挥同知夏忠、署都指挥佥事鲁瑄镇守居庸关”⑥。十二月，提督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等奏：“都指挥赵玟奉命镇守居庸关，私役官军出口围猎，为贼所杀。玟又自夺他人牛羊，掩为追虏所得。”代宗命逮玫审讯⑦。可见，王竑在守关时，不讲情面，认真负责。又据英录卷一八八载，景泰元年闰正月乙丑，提督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参奏“巡关御史王壁数致军妻与奸”。代宗“命执鞫之”，狱具，将王璧充军铁冶卫。这一案件牵扯到另一御史白瑛。四月乙亥，“巡居庸等关御史白瑛下狱，以知同事御史王璧奸淫不能举奏，但告佥都御史王竑也。狱具，瑛坐赎杖还职”⑧。相比较，王竑的原则性是很强的。王竑还对临阵退缩的军官进行严厉弹劾。景泰元年七月，守备怀来等处都指挥杨信等人在护送粮食赴怀来、永宁时，一闻炮响，即“奔还怀来”，“委馈运军士于道”。于是，“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以闻”。少保于谦请将杨信等人付法司治之，“或令竑拘信等至关，数以畏怯之罪，责死状，仍令防护运粮”。代宗宥之⑨。 在居庸关，除了执掌监察之职外，王竑还多有其他方面的建树。景泰元年二月乙酉，“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奏：‘欲将赤城、云川等驿走遁官军并榆林、土木惊散军，又俱发怀来走递。候事体靖宁，别行定夺。’从之。”⑩ 王竑守关有功，有人便攀比其功劳，要求升职。英录卷一八八载，景泰元年闰正月丙午朔，刑科给事中徐正“自陈提督军务有劳，乞如副都御史罗通、佥都御史王竑例景升以官”，但上“不允”。说明代宗只看重王竑和罗通的功劳，对徐正的劳绩并不重视。然而，王竑因为操劳，身体吃不消了。英录卷一九五载，景泰元年八月庚辰，“提督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有疾，命医往疗之”。但医治效果不佳，只得回京治疗。癸巳日，“提督守备居庸关右佥都御史王竑有疾，命还京调治”。己亥日，“命右佥都御史萧启提督居庸关，代王竑也”。王竑正式离开了提督和监察居庸关的岗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