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实录重视王竑在兵部尚书上的贡献 王竑以其非凡的才干，受到继位伊始的宪宗的重视，从漕运总督升任兵部尚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据宪录卷八载，天顺八年八月辛卯，“调兵部尚书马昂于户部，召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王竑为兵部尚书，巡抚宣府右副都御史李秉为左都御史”。当时六科都给事中萧斌认为，近来边报频繁，“黠虏连结种落，伺隙乘机”，“典守缺人，咎患非细”，并特别指出：“切见副都御史王竑、李秉，材堪致远，心切济时，夙著勤劳，多历年所，委以重任，必有可观。今各处一方，各理一事，恐不足以尽其才，而朝廷有事，不得其用。乞将竑、秉取留在京，随宜补任。别选公正廉干官代其所掌，则缓急可济，内外得人。”尚书王翱及大学士李贤等“皆言竑、秉可大用”。宪宗说：“古之人君梦卜求贤，今纵不能，独不能因舆论所予者而用之乎？王竑、李秉廷议皆以为可大用，朕因而用之，何必梦卜耶！竑可升兵部尚书，秉可升左都御史。其兵部尚书马昂调户部。” 在兵部尚书任上，王竑重视的是修饬武备和军队治理问题。宪录卷一○载，天顺八年冬十月庚子，因“扬州人民无故惊疑，扶老携幼，俱南奔两日方定”的怪现象，引起了兵部尚书王竑的警觉，指出：“扬州人民惊疑，老稚南奔，虽日虚惊，亦非美事。且扬州密迩南京，升平日久，居安思危，而武事不可不讲。乞敕南京守备等官修饬武备，以防意外之虞，专官巡视以究军政之弊。”宪宗从之。身为兵部尚书的王竑，参与了整军治将的活动。他对军官进行了监管，对失事欺瞒的前线军官进行了弹劾和整治。宪录卷一五载，成化元年三月甲子，兵部尚书王竑奏：“镇守四川右少监阎礼、户科都给事中童轩等奉敕抚剿盗贼，失机误事，以致领军都督何洪、指挥杨瑛等被贼杀死，两月之余，方才告报。其余失陷蒙蔽之事，必多比扶同隐匿。科道已连章纠举，法当究治。”王竑还会同总兵官太保会昌候孙继宗、抚宁候朱永等，“慎选各营军士，以次充补。又以选兵不若择将，兵强将弱，势难统驭，乃罢黜把总等官王玺等八十六人，而选程瑄等补缺”(27)。他还坚持减免军匠，减轻军民负担。宪录卷一四载，成化元年二月己卯，内官监请佥补旧所省香烛军匠一百八十六人以应工役，但兵部尚书王竑言：“军匠自宣德十年减省已经三十年之久，何可复佥？”工部尚书白圭亦以为言。宪宗“令已之”。 王竑在兵部尚书任上，负责镇压叛乱，维护帝国的稳定。他曾向皇帝推荐军官，以平定强贼的造反。据宪录卷一六载，成化元年夏四月壬辰，为了对付四川的强贼赵铎，兵部尚书王竑请以五军营管操襄城伯李瑾充总兵官，升辽东宁远卫指挥同知韩赟为署都指挥佥事，充参将，统率京营并陕西汉达官军前往剿捕。宪宗同意韩斌的升命，其他的再议。王竑在兵部尚书任上，最大的成绩是组织了一场针对大藤峡苗瑶起义的军事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事先，他要求广东广西官员入京时，将当地的“山川险易、贼情虚实”以及“灭贼安民筹策”备陈以闻，以便将来展开军事行为时，有所依据。据宪录卷一一载，天顺八年十一月丙辰，兵部尚书王竑言：“两广三司官来贺万寿圣节，各官皆熟知两广山川险易、贼情虚实，其间必有定见，宜令开陈灭贼安民筹策，及各举骁勇智谋将官以闻。”于是，广东布政司右参议王英、按察司副使邝彦誉等陈述了广东地方的军备和剿贼情况。王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计划。成化元年正月辛未，兵部尚书王竑条上两广剿贼安民事宜六事，其中有“两广之事在此一举。赵辅、韩雍须假以赏罚重权，使得便宜行事”，有“审度贼情轻重缓急，事轻而缓，委三司官谋勇可任者，分道守御；重而急者，须躬亲率兵从事，欲于广西进兵，则先守浔州诸处要害，贼奔之地，欲于广东攻贼，则先据贼之归路，务俾此贼进退无路，腹背受敌”等策，军中具体事项共二十余条，宪宗完全采纳，并敕令赵辅等施行。在这次征讨大藤峡的作战中，王竑慧眼识才，任用韩雍，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成化初，两广寇大作，命将征讨，而总理难其人。兵部尚书王竑请曰：‘非韩雍不可。’遂改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师进至全州，擒其苗酋，严刑示众。次桂林，数其失机指挥，罪而斩之。军威大振，乃分兵为二十五哨，直抵大藤峡，平贼。”(28) 既然王竑已成国家领导人，因此便在一些重要场合出现，而为实录所记载。据宪录卷八载，天顺八年八月辛丑，“命兵部尚书王竑、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经筵侍班”。又宪录卷一四载，成化元年二月甲午，宪宗祭先农神和躬耕耤田时，作为兵部尚书的王竑“行九推礼”。宪录卷一五载，成化元年三月丁巳，宪宗视察国子监时，兵部尚书王竑也与众官一起“分献四配十哲两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