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录对王竑辞职后起复的反复记载 然而,王竑因其举荐的清理武选贴黄的人选遭到否决,便心生退意,引起宪宗的不满,导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据宪录卷一六载,成化元年四月庚寅,兵部尚书王竑等言:“清理武选贴黄,例用本部并都察院堂上官各一员提督,今会官举翰林院修撰岳正堪任侍郎,礼科都给事中张宁堪任都御史,请旨简用。”内批:“会官推举,多狥私情,不从公道。止令侍郎王复不妨部事,同都御史林聪清黄。自今内外缺官,不必会保。岳正、张宁升外任。”由于推荐岳正和张宁遭到挫败,王竑决心称病辞职。据宪录卷一八载,成化元年六月戊子,“兵部尚书王竑以病乞免”。但宪宗初“不允,命医疗之”。但王竑去意已定,不断上疏求退。宪录卷一九载,成化元年七月戊辰,“兵部尚书王竑恳乞休致,不许”。此前,“竑以疾辞,命医日往视之。至是复以请”,并情词迫切地自白道:“臣自誓守正不阿,尽心报国,既荷先帝再造之恩,挥群谤而复用。又蒙皇上乾刚之断,纳党言以特升,未效涓埃,苦婴旧疾,心虽图报,力已衰疲。”宪宗再次“慰留之”。然而,王竑仍然坚辞不干。宪录卷二一载,成化元年九月己未,“兵部尚书王竑以久病不痊,三上章乞放免”。这次,宪宗终于松了口:“竑既久病不痊,屡陈情,恳准其还家调摄。病愈复起用。”其实,王竑“病本未甚,以前荐岳正、张宁为时所沮,遂坚意求去。士论惜之”。宪宗开始对王竑闹情绪和固执心生介蒂。 此后,不断有士大夫要求起复王竑这位帝国干臣。成化二年十一月,刑部员外郎彭韶奏:“佥都御史张岐憸邪奔竞,不可用,请罢之,而召用王竑、李秉、叶盛。”但宪宗却将彭韶逮送锦衣卫狱鞫问。不久,给事中毛弘等为彭韶求请,宪宗不听(29)。三年二月,吏部奏:“十三道监察御史吴远等言:‘兵部尚书王竑练达边务,缓急可用。今家居养病,宜速起之,以慰群望。’事下臣等议,今正用人之际,宜从所言。”内批:“王竑不体朝廷升用之意,推病避难。既去,如何再用?就令致仕。”(30)这次不仅未能起复王竑,还引起了宪宗的反感。本来王竑只是“居家调摄,病愈复起用”的,此时宪宗干脆令其致仕。宪宗对王竑怨意难消。当有人建议“录用已故及致仕大臣子孙”时,吏部奏上“操行端谨者八人”其中就有王竑,但宪宗就是不录王竑之子,“王竑以养病忤旨,故恩止于(沈)翼”(31)。直到成化九年四月癸未,“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子纯”才“循礼部奏,行例考试,为国子监生”(32)。 虽然王竑不为宪宗所喜,但仍不断有人因为他的才干而提请起复。据宪录卷五二载,成化四年三月戊辰,巡按陕西监察御史胡深言:“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历事累朝,始终一节。比因末疾,恳乞休致。如竑者,进则尽忠于国,退则守分于家。今疾已平,复乞起用,以见圣明图任旧人之意。”宪宗只是“命吏部知之”。辛未日,监察御史谢文祥等劾南京参赞军务兵部尚书李宾猥以庸材,难居重任,“乞赐罢黜,召致仕兵部尚书王竑代之”。但是宪宗却以“竑累章乞休”为意,不许。 每当边关危急时,臣僚们总是想到王竑能够力挽狂澜。成化四年九月甲戌,吏科左给事中程万里,因为陕西重镇之地,而蒙古裔满四等于内据险啸聚,虏酋毛里孩在外虎视眈眈,特别提出要在京选大臣二员前往当地镇守和处理。于是,兵部和廷臣集议,“请敕宁夏等处守臣抚恤各处土达,或起陕西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就彼巡边,密切防范”。宪宗只让当地巡抚官处理,而不起复王竑(33)。成化八年九月辛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王哲要求起复王竑。据宪录卷一○八载,王哲称,虏寇久据河套,出没无时,不断攻入巩昌等府会宁等县境内,杀掠人畜,甚至南至通渭、秦安等县,西至金县等境,杀虏尤多。不可缺人防守,因此提议“致仕吏部尚书李秉、兵部尚书王竑俱年力未衰,识达军事,屡立边功”,在西路“令一副将,或起竑,或起秉专理”,以便防守。事下兵部,但兵部官员早已知悉皇帝的心思,指出“其欲起李秉、王竑分理军务,缘近已会议”,“恐将权复分,难以别议”。宪宗批答道:“既有会议事理,仍敕(赵)辅等用心调度军马杀贼。”排斥了起复王竑的可能。此外,都给事中王诏,也曾“奏起请致仕尚书王竑、李秉”(34)。但直到成化二十年九月,仍有都察院经历李晟提到王竑在整顿边事上的威名,他说:“方今攘夷有大势,有先务。大势在固外藩,先务在用旧臣。”指出:“所谓用旧臣者,盖边事非老成之人莫可任之。今山后有尚书余子俊,辽东有都御史马文,升独延绥西至甘凉无一重臣镇抚其地。臣闻前吏部尚书李秉、兵部尚书王竑、佥都御史高明、除名威宁伯王越,才力可用,威名素著。”(35)反映出当时的士大夫对王竑等人的信任。士大夫们还借天变请求起复王竑。据宪录卷一○○载,成化八年春正月乙巳,刑科给事中赵艮上言二事:“其一曰宥罪愆以消天变”,“其二曰收众望以备任使”。特别指出:“近敕吏部召用旧臣,如前吏部尚书李秉、兵部尚书王竑,履历既深,闻望素著。今虽休致,尚堪倚任,亦乞召用以从众望。”奏上,“诏姑已之”。 孝宗即位后,王竑起复之路仍然遥遥无期。据《明孝宗实录》卷七载,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巳,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汤鼐上疏劝初即大位的孝宗“慎选端方有气节、学识,能轻富贵之人,如致仕尚书王竑”等人,量其才德,擢任内阁、吏部、都察院,以激厉天下气节,培植国家元气”。但孝宗则称“官员贤否进退,公论已定”,不理会起复王竑等人的建议。是月甲子,巡按直隶御史姜洪上疏要求“辨邪正”,指出“致仕尚书王恕、王竑、李秉俱才德高茂,志节忠贞”,请礼部召用,“信任勿疑,庶文武得人,政事修举”。但孝宗却敷衍道:“所言多已施行,其干系朝廷大臣者,自有处置。”弘治元年五月,南京吏部主事夏崇文又提出:“致仕兵部尚书王竑,才望老成,尚堪大用,乞召置左右,勿劳以事,专资其谋议之益。”孝宗却说:“王竑前所行事皇祖、皇考已屡有旨令致仕去。况年今加老,其已之。”(36) 就在众人不断的举荐中,王竑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以附传的形式,记录了这位能吏的一生行迹: 弘治元年十二月壬辰,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卒。竑,字公度,陕西河州卫人。正统四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十四年,英宗北狩,景皇帝以郕王监国,廷臣伏阙劾王振锦衣卫指挥马顺,叱众令起。竑奋臂摔顺,发啮其肉,百官争捶顺死,由是正气直声震于天下。已而北虏犯顺,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军守居庸等关。事平,巡抚淮阳兼总督漕运,官军畏服。久之,升右副都御史。天顺元年,英宗复辟,石亨、张軏论其击顺事,罢为民。四年,复起,仍原职,征平凉等处虏寇。七年,复督漕运。八年,宪宗登极,用科道论荐,升兵部尚书。既至,知无不言。时两广出师,上剿贼安民事宜,多见采纳。荐韩雍为都御史,总督军务。雍方补外,众议不协,竑力争曰:“此事非雍不可。”后果克成功。荐修撰岳正、给事中张宁清黄不听,遂移疾。宪宗不许,命医往视,章三上乃许。病痊,复起,不数月而去,寻致仕。后科道累章论荐,竟不起。至是卒,年七十五。赐葬祭如例。 竑刚毅明断,临事勇于必为,未尝择利害为趋舍,故累见沮抑,而人惟恐其不用,然用之,不合即去。其守正不阿,夷险一节,一时论大臣如竑者,盖无几矣(37)。 孝宗坚持自其祖父英宗、父亲宪宗以来的错误判断,对王竑未给予应有的生荣死哀,不予赐谥。直到正德十年七月乙巳,给事中毛宪奏称尚书王竑、都御史韩雍等人“勋业、节义、文学俱可录,乞赐谥立祠”时,武宗才令有司为王竑等人“予谥”(38)。王竑被赐谥为“庄毅”(39)。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实录还提到了王竑。当时,户部覆巡漕御史张眷志在所条陈的“重久任以专责成”中,提到“景泰二年,命都御史王竑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以此作为“命总漕都御史务要久任”的例子(40)。这是实录最后一次提到王竑,为王竑去世113年之后。 王竑的仕途与大明帝国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的历史相伴而行,甚至是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其个人历史直接构成了明朝国史的部分内容。王竑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才干突出的大臣,在土木之变中崭露头角,表现出政治勇气和胆识,在总督漕盐兼巡地方时展现不凡的经济才华,在陕西参赞军务时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兵部尚书上,整顿军队,升黜将领,平定大藤峡之乱,表现出朝廷军事领导人的大局观和战略才干,但因为举荐的官员被否定,便心生退意,托病辞职,退出了政治舞台,既是他本人的损失,也是大明王朝的损失。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大批有识之士不断而执着地提请起复王竑,但都被宪宗和孝宗所否决,反映出王竑的真才实和宪孝二帝的小肚鸡肠。《明实录》作为明朝的编年国史,以时间为线索,鲜明地记载和反映了王竑在每一个阶段的成就。书中对王竑的肯定和惋惜,反映了宪宗时修纂《英宗实录》、孝宗时参与修纂《宪宗实录》和武宗时与修《孝宗实录》的史臣们对他的正面认识和评价,是对当时士大夫们共识的承载和记录。与清修《明史》对王竑的记载仅有8 850余字相比,明代的国史《明实录》对王竑的历史记载多达25 000字,信息量之大为《明史》望尘莫及。《明实录》对王竑个人历史的书写既与实录的帝王属性密切相关,又与史官们的偏爱和选择有关。王竑在以记载帝王为主旨的实录中获得较多篇幅的记录,与帝王对他的宠信和厌弃有关;同时也与明朝士大夫和实录修纂者对王弦的认识有关。而这又与王竑个人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间的历史功绩密不可分。这说明,历史的书写虽然与书写者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受制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