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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录对王竑辞职后起复的反复记载 然而，王竑因其举荐的清理武选贴黄的人选遭到否决，便心生退意，引起宪宗的不满，导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据宪录卷一六载，成化元年四月庚寅，兵部尚书王竑等言：“清理武选贴黄，例用本部并都察院堂上官各一员提督，今会官举翰林院修撰岳正堪任侍郎，礼科都给事中张宁堪任都御史，请旨简用。”内批：“会官推举，多狥私情，不从公道。止令侍郎王复不妨部事，同都御史林聪清黄。自今内外缺官，不必会保。岳正、张宁升外任。”由于推荐岳正和张宁遭到挫败，王竑决心称病辞职。据宪录卷一八载，成化元年六月戊子，“兵部尚书王竑以病乞免”。但宪宗初“不允，命医疗之”。但王竑去意已定，不断上疏求退。宪录卷一九载，成化元年七月戊辰，“兵部尚书王竑恳乞休致，不许”。此前，“竑以疾辞，命医日往视之。至是复以请”，并情词迫切地自白道：“臣自誓守正不阿，尽心报国，既荷先帝再造之恩，挥群谤而复用。又蒙皇上乾刚之断，纳党言以特升，未效涓埃，苦婴旧疾，心虽图报，力已衰疲。”宪宗再次“慰留之”。然而，王竑仍然坚辞不干。宪录卷二一载，成化元年九月己未，“兵部尚书王竑以久病不痊，三上章乞放免”。这次，宪宗终于松了口：“竑既久病不痊，屡陈情，恳准其还家调摄。病愈复起用。”其实，王竑“病本未甚，以前荐岳正、张宁为时所沮，遂坚意求去。士论惜之”。宪宗开始对王竑闹情绪和固执心生介蒂。 此后，不断有士大夫要求起复王竑这位帝国干臣。成化二年十一月，刑部员外郎彭韶奏：“佥都御史张岐憸邪奔竞，不可用，请罢之，而召用王竑、李秉、叶盛。”但宪宗却将彭韶逮送锦衣卫狱鞫问。不久，给事中毛弘等为彭韶求请，宪宗不听(29)。三年二月，吏部奏：“十三道监察御史吴远等言：‘兵部尚书王竑练达边务，缓急可用。今家居养病，宜速起之，以慰群望。’事下臣等议，今正用人之际，宜从所言。”内批：“王竑不体朝廷升用之意，推病避难。既去，如何再用？就令致仕。”(30)这次不仅未能起复王竑，还引起了宪宗的反感。本来王竑只是“居家调摄，病愈复起用”的，此时宪宗干脆令其致仕。宪宗对王竑怨意难消。当有人建议“录用已故及致仕大臣子孙”时，吏部奏上“操行端谨者八人”其中就有王竑，但宪宗就是不录王竑之子，“王竑以养病忤旨，故恩止于(沈)翼”(31)。直到成化九年四月癸未，“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子纯”才“循礼部奏，行例考试，为国子监生”(32)。 虽然王竑不为宪宗所喜，但仍不断有人因为他的才干而提请起复。据宪录卷五二载，成化四年三月戊辰，巡按陕西监察御史胡深言：“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历事累朝，始终一节。比因末疾，恳乞休致。如竑者，进则尽忠于国，退则守分于家。今疾已平，复乞起用，以见圣明图任旧人之意。”宪宗只是“命吏部知之”。辛未日，监察御史谢文祥等劾南京参赞军务兵部尚书李宾猥以庸材，难居重任，“乞赐罢黜，召致仕兵部尚书王竑代之”。但是宪宗却以“竑累章乞休”为意，不许。 每当边关危急时，臣僚们总是想到王竑能够力挽狂澜。成化四年九月甲戌，吏科左给事中程万里，因为陕西重镇之地，而蒙古裔满四等于内据险啸聚，虏酋毛里孩在外虎视眈眈，特别提出要在京选大臣二员前往当地镇守和处理。于是，兵部和廷臣集议，“请敕宁夏等处守臣抚恤各处土达，或起陕西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就彼巡边，密切防范”。宪宗只让当地巡抚官处理，而不起复王竑(33)。成化八年九月辛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王哲要求起复王竑。据宪录卷一○八载，王哲称，虏寇久据河套，出没无时，不断攻入巩昌等府会宁等县境内，杀掠人畜，甚至南至通渭、秦安等县，西至金县等境，杀虏尤多。不可缺人防守，因此提议“致仕吏部尚书李秉、兵部尚书王竑俱年力未衰，识达军事，屡立边功”，在西路“令一副将，或起竑，或起秉专理”，以便防守。事下兵部，但兵部官员早已知悉皇帝的心思，指出“其欲起李秉、王竑分理军务，缘近已会议”，“恐将权复分，难以别议”。宪宗批答道：“既有会议事理，仍敕(赵)辅等用心调度军马杀贼。”排斥了起复王竑的可能。此外，都给事中王诏，也曾“奏起请致仕尚书王竑、李秉”(34)。但直到成化二十年九月，仍有都察院经历李晟提到王竑在整顿边事上的威名，他说：“方今攘夷有大势，有先务。大势在固外藩，先务在用旧臣。”指出：“所谓用旧臣者，盖边事非老成之人莫可任之。今山后有尚书余子俊，辽东有都御史马文，升独延绥西至甘凉无一重臣镇抚其地。臣闻前吏部尚书李秉、兵部尚书王竑、佥都御史高明、除名威宁伯王越，才力可用，威名素著。”(35)反映出当时的士大夫对王竑等人的信任。士大夫们还借天变请求起复王竑。据宪录卷一○○载，成化八年春正月乙巳，刑科给事中赵艮上言二事：“其一曰宥罪愆以消天变”，“其二曰收众望以备任使”。特别指出：“近敕吏部召用旧臣，如前吏部尚书李秉、兵部尚书王竑，履历既深，闻望素著。今虽休致，尚堪倚任，亦乞召用以从众望。”奏上，“诏姑已之”。 孝宗即位后，王竑起复之路仍然遥遥无期。据《明孝宗实录》卷七载，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巳，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汤鼐上疏劝初即大位的孝宗“慎选端方有气节、学识，能轻富贵之人，如致仕尚书王竑”等人，量其才德，擢任内阁、吏部、都察院，以激厉天下气节，培植国家元气”。但孝宗则称“官员贤否进退，公论已定”，不理会起复王竑等人的建议。是月甲子，巡按直隶御史姜洪上疏要求“辨邪正”，指出“致仕尚书王恕、王竑、李秉俱才德高茂，志节忠贞”，请礼部召用，“信任勿疑，庶文武得人，政事修举”。但孝宗却敷衍道：“所言多已施行，其干系朝廷大臣者，自有处置。”弘治元年五月，南京吏部主事夏崇文又提出：“致仕兵部尚书王竑，才望老成，尚堪大用，乞召置左右，勿劳以事，专资其谋议之益。”孝宗却说：“王竑前所行事皇祖、皇考已屡有旨令致仕去。况年今加老，其已之。”(36) 就在众人不断的举荐中，王竑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以附传的形式，记录了这位能吏的一生行迹： 弘治元年十二月壬辰，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卒。竑，字公度，陕西河州卫人。正统四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十四年，英宗北狩，景皇帝以郕王监国，廷臣伏阙劾王振锦衣卫指挥马顺，叱众令起。竑奋臂摔顺，发啮其肉，百官争捶顺死，由是正气直声震于天下。已而北虏犯顺，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军守居庸等关。事平，巡抚淮阳兼总督漕运，官军畏服。久之，升右副都御史。天顺元年，英宗复辟，石亨、张軏论其击顺事，罢为民。四年，复起，仍原职，征平凉等处虏寇。七年，复督漕运。八年，宪宗登极，用科道论荐，升兵部尚书。既至，知无不言。时两广出师，上剿贼安民事宜，多见采纳。荐韩雍为都御史，总督军务。雍方补外，众议不协，竑力争曰：“此事非雍不可。”后果克成功。荐修撰岳正、给事中张宁清黄不听，遂移疾。宪宗不许，命医往视，章三上乃许。病痊，复起，不数月而去，寻致仕。后科道累章论荐，竟不起。至是卒，年七十五。赐葬祭如例。 竑刚毅明断，临事勇于必为，未尝择利害为趋舍，故累见沮抑，而人惟恐其不用，然用之，不合即去。其守正不阿，夷险一节，一时论大臣如竑者，盖无几矣(37)。 孝宗坚持自其祖父英宗、父亲宪宗以来的错误判断，对王竑未给予应有的生荣死哀，不予赐谥。直到正德十年七月乙巳，给事中毛宪奏称尚书王竑、都御史韩雍等人“勋业、节义、文学俱可录，乞赐谥立祠”时，武宗才令有司为王竑等人“予谥”(38)。王竑被赐谥为“庄毅”(39)。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实录还提到了王竑。当时，户部覆巡漕御史张眷志在所条陈的“重久任以专责成”中，提到“景泰二年，命都御史王竑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以此作为“命总漕都御史务要久任”的例子(40)。这是实录最后一次提到王竑，为王竑去世113年之后。 王竑的仕途与大明帝国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的历史相伴而行，甚至是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其个人历史直接构成了明朝国史的部分内容。王竑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才干突出的大臣，在土木之变中崭露头角，表现出政治勇气和胆识，在总督漕盐兼巡地方时展现不凡的经济才华，在陕西参赞军务时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兵部尚书上，整顿军队，升黜将领，平定大藤峡之乱，表现出朝廷军事领导人的大局观和战略才干，但因为举荐的官员被否定，便心生退意，托病辞职，退出了政治舞台，既是他本人的损失，也是大明王朝的损失。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大批有识之士不断而执着地提请起复王竑，但都被宪宗和孝宗所否决，反映出王竑的真才实和宪孝二帝的小肚鸡肠。《明实录》作为明朝的编年国史，以时间为线索，鲜明地记载和反映了王竑在每一个阶段的成就。书中对王竑的肯定和惋惜，反映了宪宗时修纂《英宗实录》、孝宗时参与修纂《宪宗实录》和武宗时与修《孝宗实录》的史臣们对他的正面认识和评价，是对当时士大夫们共识的承载和记录。与清修《明史》对王竑的记载仅有8 850余字相比，明代的国史《明实录》对王竑的历史记载多达25 000字，信息量之大为《明史》望尘莫及。《明实录》对王竑个人历史的书写既与实录的帝王属性密切相关，又与史官们的偏爱和选择有关。王竑在以记载帝王为主旨的实录中获得较多篇幅的记录，与帝王对他的宠信和厌弃有关；同时也与明朝士大夫和实录修纂者对王弦的认识有关。而这又与王竑个人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间的历史功绩密不可分。这说明，历史的书写虽然与书写者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受制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