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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后来居上及与自然科学同列之诉求 一般认为，史学专业化的肇始，可追溯到1917年夏，即北京大学史学门从文学门的附属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可归结到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治学理念。⑩不过，就该学门教授构成来看，成员除部分来自前国史编纂处的编纂员之外，其余是文学门中那些不慊于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学者，在治学取向上没有几位钟情于“科学史学”。1917年2月，北大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发展是刚被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与白话运动的号角。当年下半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担任“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讲席，并于1919年春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一场学术思想方法的革命正不断发酵。然而，在这一波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门没有多少亮丽表现，处在学术中心的是现代文学。这就能让人理解曾作为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在被划归史学门之后，何以有那么多的不情愿。因为他正热衷于新文学研究，“曾著《文学论》及《白话文之价值》等文，从事鼓吹，不愿改入史学门。”(11)实际上，不愿来史学门的，并非朱希祖一人。按照沈兼士多年后的回忆，此时北大新文学运动，人所共晓，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12) 与风光旖旎的文学革命相比，显示史学后来居上的，是顾颉刚于1923年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古史讨论。当然，在此之前的1920年，朱希祖被蔡元培力推为史学门主任，矢志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为提升史学门的专业地位，他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13)不过，这只是从教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其时史学专业地位之低，症结在于没有多少能被视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朱希祖承认：“然课程虽改，而无科学的历史家为之教授，则甚引遗憾。”(14)同样，1923年2月13日，顾颉刚日记中也认为“以此科学术不备，实无可教学也”。(15)职是之故，当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出版之后，傅斯年说：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拿这两样比着看量，以前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顾颉刚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16)或可表明这可能还是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看法，即1926年6月，顾颉刚收到厦门大学请其担任研究所导师和国学系教授的聘书，然当他于8月25日抵达时，却被通知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顾颉刚骇问其故，得知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改变”。(17) 如果就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和地位之提升来看，顾颉刚此时关于“科学史学”的认知，似主要来自胡适鼓吹的历史应整理出一些井然的系统、建构出一个进化线索，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怀疑精神，而非强调对资料辨析及在论证过程中应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谨和细密。(18)毕竟，没有留学经历的顾颉刚，也无太多时间和精力阅读欧美及日本关于“科学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原著。其时，中国学术界对于兰克的翻译，只有一些介绍性的评述。最早大概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1年出版的《史地学报》，徐则陵以《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为题，介绍“德之朗开氏(Ranke，1795—1886)”的“根据之学(documentary，Science)”。(19)再至1924年，《史地学报》又刊发《五十年来历史的讨源述略》的翻译文章，介绍兰克(鸾克)“不以现代之感情揆度过去之史实而惟真足尚一语，使历史成为精确之科学。”(20)虽则，顾颉刚日记有读过《史地学报》的记载，且读得精神爽利，“就寝果不得眠”，(21)但上述两篇文字加起来，关于兰克的内容寥寥百字，估计没有给顾颉刚留下多少印象。他的“古史辨”，在资料搜集和考订方面，难免遭到一些不够“科学史学”的批评。王国维说：“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之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22) 鉴于科学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统摄力的学术追求，终使史学成为现代学术发展重心的，应是1928年由傅斯年主持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大力强调要确立与自然科学同列的专业意识。一方面，这体现在机构设置上，即相对于此时只作为大学系科的文学、哲学，此举让史学在中研院的平台上，有了作为最高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队；另一方面，这体现在发展方向上，即相对于同时成立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拥有更多引领现代科学发展，尤其在引领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雄心和抱负。这就比顾颉刚从胡适那里接受到的主要是来自杜威“实验主义”的“科学”更为彻底和坚定。据说，中研院筹建之初，原本没有规划专门历史研究机构，曾是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后留学欧陆的傅斯年向老校长蔡元培慷慨陈词，指出近代欧洲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新兴“科学”；中国过去虽有很多关于历史和语言的著述，却没有德国那种具有科学性格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所以中研院应该针对这两个领域，设立专门的研究单位。据说，蔡元培虽被傅斯年说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专门史学研究机构，但还是有些拿不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否具有像物理、化学那样的科学秉性。在1928年重新定位中央研究院时，蔡元培把原来讨论决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改成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此外，他也不能确定人文学是否能像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那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不言而喻、或不辩自明的贡献，称：“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对于人文进化之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乃极巨大。”(23)然而，对于傅斯年来说，“科学史学”的科学性和对民族国家的贡献，是斩钉截铁、泰山不移。他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与同伦。”(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