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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1917-1948)(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林》2014年第3期 胡成 参加讨论

    三 从派遣留学到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总体上说来,中国现代学术建制移植于西方,与其他学科一样,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和地位之提升,也在于如何“旧瓶新酒”,融会贯通地从欧美引入相关理论和方法。1920年,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曾屡欲延请欧美历史专家来校授课,甚至几次在德国及美国聘定名师,“皆以国内战争,经费欠发,辄行中止”。(43)再至1921年,当北大史学系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之后,朱希祖以北大其他各系皆有留学欧美专门学者主持教务,史学系独无,向蔡元培提议派选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朱希祖称:只有等他们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44)因此,1922年夏史学系通过考试,选拔出两名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一是1917年考入北大史学门,1920年夏又考上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的姚从吾;另一是1913年考入北大理学预科、后入数学门,1920年留校教授预科班国文的毛子水。朱希祖对他们的期望是能像留学美国的何炳松那样,回国后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并翻译美国的《新史学》,所谓“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45)
    1928年史语所的成立,除奠立现代国家应有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基础之外,且还希望以此跻入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不同于朱希祖,傅斯年对留学生的期待,不是多译些欧美史学方法论的著述,而是要提升专题细密研究水准,“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中国之历史及语言学与时俱进”。(46)作为具体实践,1928年秋董作宾被傅斯年派往安阳,主持试掘小屯殷墟遗址工作。从10月13日至31日,董作宾等人挖掘了36个地点,没有发现多少甲骨。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董作宾颇为气馁地提出在史语所财务困难重重之际,可以放弃这个计划。11月3日,正在广州的傅斯年致函董作宾,称:“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傅斯年欣喜地告诉他,李济(1896—1979)于当日过此,留住一周,即行北上。“他闻兄工作甚喜,当过安阳小留,盼与商之。他是中国此时于近代考古学上惟一有训练之人也。”(47)翌年3月7日至5月10日,傅斯年改派李济主持,在小屯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收获颇丰。董、李二人的学术差距在于:前者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只在甲骨文;后者在哈佛大学受过正规考古训练,发掘过程中有清楚的地层记录,关注不只是甲骨、铜器,且还有能够揭示其时文明发展的唐磁、汉简、冲积期之牛角、三门纪之蚌壳等,并注意参证其他遗物和比较国外的材料。(48)对于李济的挖掘,傅斯年说:“吾等所敢自信者,为近代科学的考古方法。故以殷墟为一整个问题,并不专注意甲骨等。满意工作经若十年,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49)
    傅斯年等人坚信:“我们无论治何种学问,都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50)因此在奖掖留学方面倾向于选拔那些已有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到外国走走,无非开眼界(此事极要紧),带点工具回来”。(51)现存史语所档案表明傅斯年对此不遗余力。1932年5月,他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请与山东省教育厅接洽资助吴金鼎赴英国留学。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1930年到史语所考古组任职,傅斯年的评价是:此人乃本所最有成绩之助理。已刊和待刊著作是国内最近之科学精作,甚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称许。“似此专家人才,苟得再在国外先进的学术团体中加以培植,后来成绩必更无限量。惟在本院限于经费,无派送留学机会,而该员藉隶山东省,近闻颇有公费留学缺额待补,如能由院函致教育部转饬山东教育厅查照情形,酌量办理,亦助成人才之道也。”结果是吴金鼎于1933年前往剑桥专修考古学、人类学。再至1936年1月,山东省教育厅致电中研院,问吴氏留学期限已届三年,是否按期回国。傅斯年的回复是:该员迭经参加各地田野考古工作,并从英国历史民族考古等专门学者从事探讨,“两年以来,卓有成绩,现正继续做各项专科研究,未便令其中道而废,请延长留学一年”。(52)
    由于中国国土广袤、文化悠久,对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史研究早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国家设有专门学术机构和有专人进行研究。中国史学也就不能只在国内“取法西学”,更重要还在于奉献更多卓越的研究成果,以与世界各国学者分享。在学术批评意义上,最早对中国“科学史学”进行正面评判的,是时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教授的桑原隲藏(1871—1931)。1920年代中期,他曾就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撰写书评,提请日本的东洋史学者予以注意。当然,此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也都褒奖过王国维的研究,称赞他用西洋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53)不过,他们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私人关系密切,这些评论并非规范的学术批评,很多还是在王国维辞世之后的追思和缅怀,故学术说服力上应打些折扣。相比之下,桑原隲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没有多少好感的白鸟库吉,其笔下的中国叙述不乏发辫、食人肉和宦官的历史,与中国学者的关系也不密切。用《桑原隲藏全集》编纂者、京都大学教授贝冢茂树(1904—1987)的话说:与汉学出身的内藤、狩野不同,桑原对中国文化不是同情、肯定,而是批判。(54)
    值得注意的是,桑原隲藏从“科学史学”的立场,肯定陈垣和梁启超的这两部著作,可谓志趣相投。对于前者,他指出: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55)而对于后者,他认为:虽然有不少缺陷,但相对于伯伦海姆(Ernst Bergheim)的《史学入门》和坪井博士的《史学研究法》,梁氏之书举有中国例证,引的是中国的记录,“就这一点看来,于专搞中国史学的人们,很有些参考的价值”。(56)此外,1929年,美国汉学家、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Library of Congress as the first Chief of the Orientale Division)的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Sr,1884—1975),撰文向美国史学家正面评介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认为其“学会了西洋的种种方法,所以能用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主持这次辩论。这是现代中国学者所担任的重整文化这种伟大的、有趣的工作”。(57)至于史语所的考古成就,1930年代初期已扬名欧洲。按照王汎森的说法,1933年,荷兰主动提出退回庚子赔款,就是对其成绩的肯定。1932年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汇报说:考古组工作伟大,可不待说;史语所其他各组的成绩,如陈寅恪、徐中舒、李方桂等,甚至包括年轻助理,亦皆专门之业、精诣之作,“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58)再就本文关注的学术发展的多样化来看,能够“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非史语所一家。《禹贡》发刊既久,国内外注意者亦多,在日本甚受人注意。1934年12月2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可知我们更不能不好好儿干。”(59)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美汉学或中国史研究,相对于其时正迅速复兴的中国史学,已没有多少优势。首先,就重点在古代语言和文字研究的汉学来看,日见衰落。1920年中期,被朱希祖选送至柏林大学留学的姚从吾的观感是,尽管欧陆顶尖的汉学家,没有如陈伯弢那样的宏博,也没有如王国维那样的贯通文史,但其条理清晰,见解锐利,批评允当,方法精密,往往使人叹服,且大多数人除通中国文字之外,“或兼通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蒙古文、满洲文、西藏文、俄文”。(60)然而,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哥廷根大学学习汉学的季羡林,看到的是欧陆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且一代不如一代。季羡林曾请教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地位的老语言学家E.Horammnn,得到的答复是最好不要研究这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暗淡。(61)至于中国史研究,长期专注于语言和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本不重视,在美国则方才起步,更是乏善可陈。193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留学的周一良,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该系诸公尚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学生选课,给予相当自由。盖本系内原无可谈之课也。周一良叹道:此间中文教授,有G.R.Wau研究的中国佛教、道教,“一良曾为文评之,错误百出。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为中国学问非待本辈研究,永无结果,可恼亦复可笑。同学者每有喜与洋人辩论者,一良大抵一笑置之,不屑与之论短长也”。(62)
    更能说明其时中国史学跻入世界学术之林,并得到各国学者尊敬的事例,是中国被盛邀参与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63)1936年11月,时任国际历史协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1879—1939)访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与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等人见面,对其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印象颇深。在北平各大学的讲演中,他呼吁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称因为其他国家不仅承认中国过去之贡献,并获益于今日之贡献,而中国亦同受其益。尤其是如果在其担任会长期间,中国加入该会“是不啻余生平最荣幸之一时会矣”。(64)作为比较,1925年,亚洲学会在开罗召开,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伯希和受河内远东法文学校和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委托,大会发言只是提到这样一个愿景:“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东京、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65)此时,田波烈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国加入世界历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贵国的加入,对贵国和敝会都具有最高崇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的史学业已达到一个可以与举世并立的阶段。”(66)不过,傅斯年的意见则是:中国如果要加入该会,“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德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仍为二等国”。(6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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