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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世界史 跨国史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从跨国史而不是民族国家史的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关于20世纪的历史分期 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20世纪历史时，通常以一战、二战和冷战作为划时代的事件和历史分期的标志。这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可能适合欧洲，但未必适合其他地区。比如，1914年在欧洲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在其他国家历史上却没有意义。在西半球和亚洲大部分国家历史上，1914年并不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后的时期通常被称为后冷战时代，1991年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而对其他大部分国家来说，1991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分期背后隐含的是由国家中心主义导致的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诸大国不仅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原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是强大的民族国家，所以欧洲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世界的历史。而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才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交流从20世纪中期的大分裂后开始恢复，世界一体化进程加深，人员、信息、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急剧增加，非政府组织崛起，环境保护、人口控制、跨国犯罪和人权保障等跨国问题涌现，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而这些都是当代的特征，这些特征与1945年后的主题(冷战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非殖民化与民族解放运动)大不相同。因此，入江昭认为，“20世纪70年代清晰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我们所称的当代史”。(72)也就是说，当代史的起点并非1945年，甚至不是1991年，而是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国际关系史从战争与和平的视角把1914-1945年视为一个整体，甚至称之为“三十年战争”。这种说法显然遮蔽了20世纪20年代的跨国联系与和平主义思潮。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20年代并非“三十年战争”的插曲或间歇，而是一个相对和平、合作与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国际秩序观念开始播下种子，国际主义思想开始风行世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深，国际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国际合作成为潮流。不能因为30年代爆发了经济危机与战争，就否认20年代的意义。 重新审视一战 传统的研究从民族国家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视角来理解和书写一战的历史，认为战事始于1914年7月，终结于1918年11月。无论是关于一战的起源、战争的进程，还是战后的媾和，一战史叙事的重点都在欧洲，特别是西线，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战前国际体系的演进、联盟政治、军事行动、凡尔赛媾和以及战后大国对世界的瓜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关注“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的书写模式把这场冲突视为欧洲的战争或跨大西洋的冲突。 如果从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其面貌和意义会有很大不同。就其持续时间而言，一战不仅是一场“大战”(great war)，而且是一场“更大的战争”(greater war)，应该把1914年前的巴尔干战争和1918年11月后东欧的内战纳入这场战争的叙事中去。(73)也就是说，一战实际上从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俄国内战的结束、1923年7月洛桑条约的签订。1918年11月11日11时，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火车上签署投降书(《贡比涅停战协定》)对英法来说可能意味着战争结束了，但对土耳其和东欧人来说，战争远没有结束，土耳其与希腊和协约国的战争无疑是一战的延续。一战的叙事中心不能局限在西线，东欧、东南欧和中东应该被置于重要位置。 最能体现一战史跨国特征的现象是人口迁移。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境地带有大量难民逃离战火。战时的人口迁移也改变了希腊、土耳其、巴尔干诸国、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国家的人口构成和族群特性。一战期间，平民、占领区的外国人以及一些国家的少数族群在战争中遭受的杀戮、苦难和非人道的待遇并非微不足道的故事，而应成为一战史的中心问题。(74)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开启了20世纪种族灭绝之先河，揭示了20世纪战争不同于此前战争的残酷性质。而这些内容并没有被纳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一战史叙事中去。 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一战并非单纯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而是帝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英、法、俄、美，还是德、奥和土耳其当时都是帝国，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同时还要面对帝国内部殖民地的诉求和反抗。殖民地人民实际上也卷入战争中去，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但是，在传统的关于一战的历史书写中，殖民地和附属国在战争中的角色基本上是看不见的。这样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把一战视为欧洲的战争，并没有展现出这场大战的“世界性”，无疑是偏颇的。这场战争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中东和北非、福克兰群岛以及中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莫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帝国史》中从跨国和全球的视野书写一战，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欧洲以外的中东和非洲战场，考察了殖民地人民对一战的贡献、战时殖民地反抗欧洲统治的斗争对一战进程的影响。(75) 在跨国史兴起之前，对战后媾和与重建国际秩序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列强的活动以及欧洲问题的解决，很少讨论非西方国家的作用(日本的作用虽有涉及，但基本上是点缀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是被排除在关于战后媾和的叙事之外。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伊里兹·马尼拉在《威尔逊时刻》一书中，把研究的重点从帝国体系的中心——欧洲转向边缘地带——亚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考察了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和媾和过程对边缘地带的影响，以及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反抗，认为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与威尔逊总统的努力一样，都是一战后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76) 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一战还可以对胜负原因做出新的解释。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而协约国由于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和人力，英国的兵员不仅来自英伦三岛，也来自从温哥华到开普敦、从孟买到阿德莱德的广大地区。而土耳其帝国内部的不稳定特别是阿拉伯人的反抗成为同盟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就战争的影响而言，战争也使不少殖民地人民以士兵或其他身份抵达欧洲，成为战争与媾和的参与者或旁观者，其战时经历和获得的知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胡志明就是一个典型。 毫无疑问，跨国史的视角改变了我们对一战起源、进程、后果以及持续时间的理解。(77)从这一视角修正传统的一战史学“不是为了绕开民族国家史，而是为了让我们把民族国家历史置于更全球性的视野之中，以一种更加符合战争特性，也更加适合战后世界的方式”来书写一战的历史。(78) 冷战史研究的新取向 从民族国家视角审视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们看到的是对抗、冲突、局部战争、核竞赛。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关系事态都被纳入冷战和美苏对抗的框架中考虑。“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就国内发展而言，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受到了冷战紧张关系的影响，或者说反过来推动了冷战的进一步发展。”(79)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冷战决定论。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把冷战作为观察和阐释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唯一框架是偏颇的，1945-1991年间至少有两个重大事态实际上与冷战无关或关系不大：一是非殖民化运动和亚非新国家的兴起，二是区域一体化、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深化。非殖民化虽然受到美苏对抗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二战的遗产。而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更是与美苏对抗背道而驰，它是技术进步、资本主义扩张和跨国行为体活动的结果。不仅如此，即使是冷战中的两大对手实际上也有很多合作。伊里兹·马尼拉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合作根治天花的研究，证明了在冷战对抗最激烈的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美苏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起实施了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天花的运动，使天花得到根治。天花也成首个在地球上被彻底根除的主要传染病。(80)另一个例子是苏联与西欧的天然气贸易，即使在铁幕已经降临、东西方处于紧张军事对峙之时，奥地利、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仍然主要依赖苏联提供天然气。1968年6月，也就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周后，苏联还与奥地利签署了天然气出口合同。(81)不仅如此，在冷战时期，美苏合作还促进了国际规范和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赫尔辛基协定建立的国际人权规范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因此，一些学者提出要“摘掉冷战透镜”来看待战后国际关系，书写超越冷战框架的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82) 从跨国史的视角还可以对冷战终结的根源提出新解释。过去对冷战终结的解释多从国家政策着眼，要么归结为美国遏制政策(特别是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或接触政策的成功，要么归结为苏联经济的停滞、领导人代际更替和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总之，是从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来解释冷战突然终结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而莎拉·斯奈德则从跨国史的视角强调跨国人权网络在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在她看来，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签订导致此后由人权活跃分子构成的跨国网络的出现。在这些活跃人士和人权团体的施压下，人权逐渐成为东西方外交的核心议题，同时东欧各国不得不放松对政治异见人士的压制，允许东欧人自由流动，迫使苏联改善人权状况，而这些都成为导致苏东剧变和冷战终结的重要因素。(83)实际上，冷战史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跨国团体在冷战中的作用。在促进东西方冲突的和平解决、阻止核军备竞赛、实施人道主义救助以及防止冷战变为热战等方面，跨国性的科学家团体、环境组织、人权团体以及医生和学者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冷战时代，跨国团体的行动及其所培育的跨国主义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