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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与书写的启示 我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和书写长期以来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史叙事中占据着天然的、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国家之外没有历史。检阅近年大陆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世界现代史教科书可以发现，其主体内容不外乎四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民族独立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以战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一些版本会包含少量关于科技革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作为点缀。这种关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叙事无疑具有合理性。20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成长、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以及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改革与革命，也经历了国家权力的集中与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巨大灾难。国家无疑是20世纪人类舞台上的核心角色。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仍将是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但是，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20世纪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历史叙事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类经历，特别是那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跨国性经历。同时，在一个人权保障、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文化交流等已经成为常态国际事务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关系史叙事显然也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人类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在教科书中增加跨国史的内容，或以专题形式编写一部以跨国现象为内容的补充性教科书。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引入跨国史视角重新书写世界现代史都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历史的研究，使其成为世界现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力量，国际组织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扮演了与民族国家迥然不同的重要角色。民族国家追求自私的国家利益，导致了无数次冲突与战争，其暴力机器在20世纪制造了多次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包括犹太大屠杀、苏联的大清洗和红色高棉的大屠杀)。而国际组织关注正义与和平，提倡团结和互助，成为抵制和缓解国家暴力危害的重要力量。如入江昭所言，国际组织“唯一的武器就是理念、勇于担当和志愿服务。他们没有在军队上花费数十亿，也没有参与大规模屠杀。它们是文明的社团，所以他们的使命也就是要把世界转化成一个文明的共同体。”(85)亨利·卢斯在1941年2月的《美国世纪》一文中曾言，由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曾让人类寄托了关于进步和幸福的巨大希望”，但也“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已经让如此众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受如此剧烈的痛苦、灾难和死亡。”(86)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了类似的话：“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暴力的世纪。”(87)20世纪的这些痛苦、灾难和杀戮实际上主要是国家造成的，或者通过对外战争，或者通过对内镇压。而在战争和灾难中从事救援的正是国际组织，这些组织的行动代表着人类的良知，理应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 二是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交流等所谓“低端外交”事务写入20世纪国际关系史。这些在传统的20世纪国际关系史叙事中被忽视的领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常规议题，但我国史学界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当世界性战争离我们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低端外交”事务无一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普遍人权观念的传播、国际人权机制的建立以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实践已经改变了众多弱势群体的命运，文化交流特别是大众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人类生活并正在制造一种全球共享的国际文化，根治传染性疾病拯救的生命实际上超过世界性战争造成的死亡，(88)国际体育成为亿万年轻人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环境合作与环境治理则为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一个美好的地球家园。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关注和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吗？ 三是突出跨国力量和跨国联系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百年间，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国家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能力，积累了巨大的实力。在探究这一现象的根源的时候，民族国家史学主要从这些国家的内部寻找原因，包括国家的文化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以及政府政策与战略，但从跨国史视角探究这一问题则会发现，跨国联系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往往是具有广泛的跨国联系并从这种联系中获益的国家。(89)也就是说，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不仅应该在各国内部寻找，还应在各国的跨国联系中去寻找。例如，无论是美国的迅速崛起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跨国力量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前者表现为外来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后者则体现在海外华人和跨国公司资本的独特作用。二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和世界贸易的大规模增长实际上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员、资本、商品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包括跨国公司的巨大作用。而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70年代后东西方交流的恢复和这些国家跨国联系的增多。 归根结底，20世纪不仅是民族国家成长以及战争、危机与革命频发的时代，也是国际组织成长、国际合作增加、相互依赖加深和地区共同体兴起的时代，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叙事不能只专注于前者而无视后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