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简帛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刘国忠 最近40多年来，随着简帛资料的大量出土，简帛研究掀起了一次次的热潮。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了简帛学的研究机构，相关的刊物和网站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有关的学术会议也在国内外频繁举办，取得的学术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近两年来，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推动下，简帛学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些现象表明：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成为古代文史研究的热点，成为当今国际性的显学，一个简帛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简帛研究虽然已成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是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简帛研究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大家知道，简帛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文字的识读、字义的训释、简序的编联、文献的对比、学术价值的辨析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往往与具体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并与制度史、社会史、学术思想史等研究有机结合，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建构。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简帛的实证性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理论建设，实际上，成熟的简帛研究理论可以使简帛研究工作如虎添翼。当前，加强对简帛研究的理论建设，已经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谈到简帛学的理论建设，必然会涉及简帛学的称谓问题。长期以来，“简帛学”和“简牍学”二词同时并用，二者意思大同小异，很多时候可以互换，也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太多的歧义。不过仔细思量起来，“简帛学”的称法比“简牍学”更为合理和全面。“简帛”分别指简牍和帛书，与当代的有关发现正好能够对应，而且这一表达方式有历史的渊源，古代称之为“竹帛”，正好也是兼顾了简牍和帛书二者，比如《墨子》的《兼爱下》和《天志中》二篇都提到了“书于竹帛”一词；《汉书·艺文志》总结《诗经》之所以能够遭秦火而全部保存下来，是因为很多人能够背诵于心，“不独在竹帛故也”；《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景帝之语，称要使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都明确把竹简和帛书并列，二者均为当时最常用的书写材料。鉴于“简帛”一词与“竹帛”的对应关系，以及同时涵盖简牍和帛书二者的特点，如果需要进一步规范学科名称的话，用“简帛学”更合适。考虑到日本、韩国及欧洲都曾有简牍的发现，为了更为规范和避免歧义，可以称“中国简帛学”。 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简牍帛书，不过，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可能更多偏重于对简帛内容的研究，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简帛学的研究应当包括对简牍帛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等各方面的课题，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内容的考释和研究。简帛文字内容的研究成果丰硕，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不过，学术界能够有机会直接参加简帛的保护与整理工作的学者毕竟是少数，笔者因为遇到了特殊的机缘，从2008年起一直参加了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不仅可以与清华简这批珍贵资料朝夕相处，而且也有机会与相关的专家一起共事多年，得以耳濡目染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工作，因此在这里主要想就简帛保护与整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多说两句。 简帛的保护工作是文物保护专家们多年来精心从事的工作，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帛书的发现迄今为止主要是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两批，在西北地区还有零星的帛书发现，而数量最大的发现则是集中于简牍方面，由于不同地区的地下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少雨，许多简牍是以干简的形式存在，保存会相对容易一些；但在内地，大量的简牍则是因为墓葬或遗址中充满了积水，简牍则因浸泡于水中才得以保存下来，形成所谓的饱水简牍(马王堆汉墓帛书在地下时也是浸泡于水中的)。在地下水、微生物、酸、碱等共同作用下，这些饱水简牍吸饱了水分，强度降低，竹材内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大部分降解，简牍朽软脆弱，由于水的存在，简牍虽然仍能保持着完整的外形，但是轻轻一碰就有可能毁坏断裂。对于这样娇嫩的文物加以保护，有许多世界性的难题，需要结合化学、物理学、微生物学、材料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共同攻关加以解决。因此，简帛学虽然是在研究遥远的过去，却能够而且必须与许多新兴的学科相结合，尤其是现代的高新科技成果，可以在简帛的保护工作中大展身手。 简帛的整理工作，也应当在当代已有的条件下进行必要的改进。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充分认识到简帛属于出土文物，因此必须按照考古学的有关标准和要求来加以整理。比如简帛的室内清理工作，就可以有一些新的思路。以往囿于拍照条件，对简帛进行拍照前，需要对粘附在简帛表面的污物进行清理，不过这一清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简帛本身会有一定的损伤，甚至会造成对简帛的二次破坏，使得简帛上的字迹及其他重要信息受到不利的影响。当前红外扫描仪等设施已经在简帛清理过程中得到普遍应用，是否可以尝试在对简帛清洗之前先进行红外扫描，并拍摄和录制简帛表面的原有状貌，以利于从整体上保存简帛上的各种重要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将对以后的文字识别、编联缀合等工作提供重要的帮助。 简帛材料的信息采集，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简帛的整理与研究主要是依靠影像资料进行，所以影像图片的清晰程度及保存状况直接影响到简牍潜在价值的发掘程度，这种信息采集与考古学、文物修复、摄影技术等关系十分密切。近年来简帛材料的信息采集也有很大的发展，比如近年来在简帛的信息采集过程中，已使用了高达8000万像素的相机系统，在对简牍现状的分析基础上，利用先进的“饱水拍摄法”等拍摄手段，获得了简牍的高清图像信息，其效果要远远超过以往拍摄的图片；再加上利用红外的照相或扫描方法，已经可以把很多过去无法用肉眼辨识的简帛文字识别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了简帛内容释读的可能性。在简帛信息材料过程中的另外一大飞跃，是对简帛信息采集工作更加全面。以往对简帛信息的采集，只重视简帛正面有字的部分，对于简帛背面无字的部分常常忽视，相关的整理报告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造成科研人员只能依据简帛正面的文字内容进行编联和缀合，往往造成众多的争论。我们在做清华简的拍摄过程中，李学勤先生就反复强调，一定要重视简帛的考古学属性，对清华简的所有简背都要进行拍照，不管它们有字还是无字。当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就是这么做的，也是这样公布清华简照片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十分正确，现在看到了清华简、岳麓简、北大简等简帛材料的背面信息之后，学者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竹简背面的竹节位置、刻划痕迹、反印字迹，甚至是粘附物的特征，都可以为竹简的整理和编联工作提供重要的帮助。因此近些年来，竹简的编联和缀合工作更加科学和有效。现在看来，用出土文物的标准对简帛进行整理和公布，确实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提醒我们，对于过去已经公布、但却没有竹简背面信息的相关材料，也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重新进行拍摄，特别是要留意和提供竹简的背面信息，这对于简帛资料整理工作的深入，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像银雀山汉简等重要资料已经启动了重新整理的项目，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简帛的编联和缀合除了要按考古学的要求来进行之外，当前可能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我们知道，每一批简帛的整理工作，都会留下一些碎片无法拼接到简帛上，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清华简整理工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碎片因为内容不全，没有上下文可以衔接，其学术价值往往要大打折扣。笔者常常在想，有没有可能利用一些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其归属做进一步的分析呢？拿清华简来说，或可利用竹简的纤维特点，对其残断的截面进行扫描，了解其纤维特征，再把它和其他字迹接近、内容相似的残简的残断截面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属于同一支简的话，其纤维特征应当基本一致，这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竹简归属作出准确的判断。再比如，是否可以利用当今的基因技术，通过对现有简牍基因的提取、分析和比对，来分析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根竹子？如果能够确定它们有着相同的基因，那么属于同一篇简牍文献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总之，笔者觉得应当充分重视简帛资料的物理属性，为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势必要重视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以及当代的高科技成果在简帛整理过程中的运用。 简帛的整理及整理报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问题已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当前的简帛整理报告总的来说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缺少一个比较规范的标准和要求，整理水平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如何在尽量保留和体现各批简帛资料自身特色的前提下，编写出符合统一规范和标准要求的简帛整理报告，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话题，希望将来这一方面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推动。 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应当与国外的相关领域学者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当前，国际的中国简帛学研究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和频繁的合作和交流，但笔者觉得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中国的简帛学研究还应当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特别是与日本的木简学、欧洲和西亚的铭刻学及古文书学等领域的学者有更多的沟通与互动。比如日本发现的木简，其数量已有30多万，木简学的研究在日本已经非常成熟；再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现的死海文书，也已成为西方古文书研究的重要分支。这些领域的研究与中国的简帛学研究都有许多共通之处，如何在中国的简帛研究中借鉴和吸收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方法，也是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