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借钱局是以提供小额借贷的办法救助城市失业贫民的新型慈善组织,首先出现在光绪初年的扬州。后来在推行过程中在不同地方还陆续出现了借本公所、便民局、因利局等不同名称。

借钱局的出现

近代以来,特别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事的剧烈冲击之后,扬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家无余资的城市贫民往往只能依靠“印子钱”获得谋生资本。印子钱是明清城市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高利贷,因采取按日索还、还毕盖印的借贷方式而得名。虽然《大清律例》规定:“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就是说,放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但晚清时期印子钱的利息盘剥极为苛重,百日之后利息就会达到本金的40%以上。而特别贫困者即便愿出重利亦告贷无门,遂成“强者流为匪类,弱者毙于饥寒”之势。在这一背景下,光绪二年(1876),绅士严寿彭等人主持设立了名为借钱局的救助机构。

借钱局的救助对象是愿意以小本经营谋生但缺乏必需资本的城市无业贫民,其分期还款办法与印子钱较为相似,不过不收分文利息。每户借款金额自800文起至5000文止,属于小额借贷,标准为“钱业相符合”,即根据需要本钱的多寡而定。贫民申请借款时须按照程序履行手续:首先必须寻觅可靠的担保人,随后即可赴局申请借款,将自己及保人的姓名、住址及职业等情况一一登记,借钱局派人访查确实后即可借款;借款数额越大,保证措施越严密;借款后应按期偿还,不能及时归还者须说明理由;无正当理由而拖延还款者由借钱局派人催还,其人再借时将受到减数借给或不借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借钱局还对救助对象的道德操守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体现在其“十不借”的规定中:吸洋烟者不借,赌博游荡者不借,无家室者不借,无保又不能连环互保者不借,限地之外者不借,僧尼道士不借,屠户不借,瓦木匠不借,兵勇差保丁役不借,剃头修足不借。这种做法说明,除了济贫的经济功能以外,扬州借钱局还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色彩,而这正是明末清初以来兴起的善会、善堂的特征。由此可以反映出扬州借钱局与传统慈善组织的传承关系。

扬州借钱局开办之初的近3年中,运转非常顺利。虽然借款者均属贫民,却绝少发生拖欠还款的情况。救助效果也比较显著,虽然借款无多,但对谋生乏资的贫民而言却有着“得之则生、弗得即死”的意义。受到鼓舞的主持者们进一步扩大了借钱局的举办规模,出贷本金由1000串增至2000串,通过将每日还款循环借出的办法,光绪四年五月时借钱局的借出资金总额达到4000余串,同时救助2400余户、7000余口的地方贫民。

同年,扬州借钱局章程正式刊布,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上海的《申报》连续刊文介绍,执笔人还撰写了《推广借钱局说》,把借钱局的作用归结为四点:一是“权缓急”。贫民积蓄有限,一日不作则一日不食,借钱局发放的无息借款恰好可以起到救急的作用。二是“警游惰”。借钱局的借款可为这些无业贫民提供自谋生计的机会,使其免于游荡。三是“杜奢侈”。借钱局采取分期索还的办法,使受助者兢兢业业地从事经营,不敢铺张浪费。四为“清盗源”。濒临绝境的贫民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但在得到营业资本后,糊口有资,自然不会铤而走险。总之,借钱局可以“化急为缓、化惰为勤、化奢为俭、化莠为良”,发挥保障贫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乃至整肃社会风气的多重功能。

该章程见报后,各地屡有仿行之举。至光绪六年十月,《申报》馆已“叠接各邑举行之信,嘱为登入报章”。仿行地区既有江苏省内的常熟、苏州、南京等城市以及樊汊等繁华市镇,也有湖南、湖北、浙江等外省的城市,甚至北京也有效法,传播速度很快。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