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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客观上为灾后救援提供了极大便利,提高了灾后救援效率。交通条件的改善是提高灾后救援能力的重要前提。大运河开通形成了贯通全国各大水系,连接江苏、浙江、山东、河南与河北五省的水上交通网络。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隋炀帝也非常重视陆路交通的修建。与大运河配套的水运码头,实际上也是四通八达的陆路驿站。大运河两岸长达6000多公里的“双轨”御道,也发挥着陆路交通的作用。包括御道、驰道和直道等陆路工程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时称“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全隋诗》卷1)。隋炀帝时水陆交通体系“以长安、洛阳、太原这个三角区为中心,形成一个田字形的水陆交通网,再通过江河道路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延伸,联系各地”(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显然,隋朝全国性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客观上为灾后救援和赈济提供了极大便利,提高了灾后救援效率。 第三,通过广设仓窑储存粮食以“备岁不足”,提高了自然灾害防范与救助能力。我国自古就有重视仓储的传统。《礼记》指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隋朝正式创建了义仓。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令各州军民共建义仓。收获之日,按贫富量力交纳粟麦,在最基层的社会仓窖存贮,灾时发此充赈。义仓是一种民间备荒自救性质的仓储组织,能够起到蓄积先备,“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的作用。除了鼓励民间储备粮食,隋朝还设立了大量官仓。隋炀帝建东都洛阳时,在宫城东建了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窑,窑别受八千石”(杜宝:《大业杂记》)。后来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窑,窑容八千石以还”,“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窑”(《资治通鉴》卷180《隋纪·炀皇帝》)。“隋氏西京太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亦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郡”,乃至“资储遍天下”。以至于王夫之在论及隋炀帝时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读通鉴论·炀帝》)。如此丰富的粮食储备,显然为隋朝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自然灾害,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通过建立世界最早的医科学校“太医署”等医学发展措施,提高疫病防治能力。医学水平决定着疫病防治能力。隋朝太医署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科学校。隋炀帝非常重视医学,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炀帝时改门下省为殿内省,统尚药局。“太常统太医署令二人,丞一人,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药园师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针灸科、按摩科与兽医科等,建制颇为完善。医师部271人,药学部52人,行政人员16人,共计399人。著名医学家巢元方即为大业年间的医学博士,他受命撰写了《诸病源候论》。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药理学专著,共50卷,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科1700余种疾病分为67门,分别从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演变过程及预后等方面进行确切的论述。隋炀帝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四海类聚方》2600卷,简本《四海类聚单要方》300卷,对医方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这些做法对提高当时乃至后世的医学水平,有效增强疫病防治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炀帝采取的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高了隋朝的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而且对我国古代防灾减灾有着重要影响。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举措却未能阻止隋朝快速走向灭亡的步伐。虽然“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文帝),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但很大程度上隋炀帝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滥用民力等做法加速了这一进程。如大业八年发生严重旱灾,灾荒与衍生疫病造成山东、河南、河北地区大量人口死亡。但隋炀帝无视灾情,一方面“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资质端丽者,每岁贡之”(《隋书》卷4《炀帝纪下》);另一方面,仍不肯暂停征辽之举。他统治后期,更是把《大业律》踩在脚下,一意恢复酷刑,赋税、兵役、徭役都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引发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隋朝随之覆亡。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GL08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