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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巧合”源于“史实” 人为的假设、基于考古资料的研究结果、古文献的记载与真实大地的距离能够完全吻合，这看是一种巧合，其实并非巧合。 第一，我们假设的早期1 里=1000 尺，是按照中国后世十进制的习惯提出的。《汉书?律历志》有：“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可见长度单位都是十进制的。但是古代的“里”与“尺”的关系却并非简单的十进制，而是通过“步”连接起来的，“步”与“尺”的关系以及“步”与“里”的关系都有过变化，在唐代以前，一直采用1里等于300步，到唐初以后改为1 里等于360步，元代可能采用过1里等于240步［8］24。但是，300步的引入是为了类似于井田制的土地划分计算方便而设立的，如《穀梁传》有记载：“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韩诗外传》也有：“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如此划分则“里”与“尺”之间不再是十进制的关系。但是在这种土地划分方式出现之前，如果已经有了长距离单位的概念，那么其距离单位的设置完全没有使用300 步的现实需要，而使用与短距离单位“尺”形成十进制关系的单位更合理。大禹治水、划分九州之事必有其基本史实，这就是说，至迟在大禹时一定有了长距离的单位。因此可以假设当时的1000尺=1里是合乎度量衡历史发展顺序的。 第二，1 尺=125 厘米这个数据，虽是由陶寺观象台的尺寸得出的，但实际上，如果“尺”的最初含义以“尺骨”来度量，那么25 厘米这个长度即使抛开陶寺观象台的尺寸，也应该是接近事实的。 第三，5 尺=1 步，这也是来自陶寺观象台的研究结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古人早期测量大范围的距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步行测量，如果要在“步长”与长距离单位之间建立换算关系，5 尺=1 步，200 步=1 里是最合理的。“尺”是一个独立的度量单位，而长距离单位“里”应该与“尺”形成十进制的关系，也就是说，应该是先制定出1000尺=1里。在此基础上，“步”是一个在测量中实用的度量单位，需要一种方便合理的“步长”与“尺”和“里”衔接。假若规定100 步=1 里，那么“一步”就是250 厘米，远远大于正常人的步伐；而若以300 步=1 里，则1 步只有83 厘米，远远小于人的步伐；只有200 步=1里，既符合人“一步”的大小，又与“里”之间容易换算。 所以，文章中各种看似巧合之处，实则并非巧合，而是符合古代知识发展的逻辑过程的。 六、关于“四海” 前面提到，《淮南子·地形训》《吕氏春秋?有始览》《河图?括地象》都认为东西2.8万里、南北2.6 万里是“四海之内”的地域范围。其实早期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四海”的概念，《尚书》是最好的例证。 《尚书?舜典》记载，帝尧殂落之后，“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尚书?大禹谟》开篇就是“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又“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又“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其他篇中也频繁出现“ 四海”，《益稷》二见：“予决九川距四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禹贡》二见：“四海会同”，“讫于四海”。《胤征》一见：“惟仲康肇位四海。”《伊训》一见：“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说命下》一见：“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泰誓上》一见：“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泰誓下》一见：“作威杀戮，毒痡四海。”《武成》一见：“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周官》一见：“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毕命》一见：“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尚书》中这些“四海”的含义都是指“由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大海围成的大陆的范围”，或者“所有人民居住的范围”。 按照现今的知识，因为今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很容易认为“四海”是一个不具体的表示广大范围的概念，类似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但是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四海”这个观念最初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是建立在古人真实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文明早期向东很容易看到大海，向南看到大海也不太难，但是向西、向北却不容易看到大海。如果不曾向西、向北走到海边，那么他们形成的大地的观念不应该是“四海”，而是大地向东、向南连接着大海，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向西是无边无尽的山脉和荒漠，直至与天相接。其实古文献中有类似的说法，如《淮南子?天文训》说“天顷西北，地不满东南”。但是更早的文献中却反复提到“四海”，并将“四海”认作“天下”的范围，这暗示着在中国文明早期，我们的祖先曾经真正向四个方向走到了大海的边缘。 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走到大海的边缘，无疑是一种“劳民伤财”又没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可图的行为，只有在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并且有足够强大的国力才会实现。结合《尚书》中屡屡出现以“四海”来表示天下的范围以及中国文明从帝尧到夏代处在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来看，在夏代形成前后，结束了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时代——或者近年考古学家认识的“古国”的时代，要建立“一统”的国家，有需要也有能力对“大地”究竟有多大进行探测。《舜典》中的“ 四海”是说在帝尧殂落的时候“ 四海遏密八音”，也就是说在帝尧时代已经有了“ 四海”的概念。《大禹谟》开篇就说到四海，也说明在大禹之前已经看到了四海。在《日影》一文发表之后何驽进一步认为帝尧时代就已经测量了大地范围，笔者认为也有其道理，这类似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中国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了明确的“天下”的意识［9］195-212，竞相探索大地究竟有多广，并将其付诸实践，到了大禹的时代更是通过准确的测量得到了“五服”的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