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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党社:从墓葬中的“异例”看秦文化的传播(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 史党社 参加讨论

    二、秦墓中“异例”的文化与族群意义
    以上我们主要以春秋秦墓墓主头向、葬式的差别,列举了秦墓中的一些“异例”,来说明秦文化的传播现象。之所以称之为“异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春秋秦墓中最为流行的葬俗,第一种即最上层嬴秦宗族所拥有的直肢葬、头西向、带腰坑、有殉人、随葬铜礼器、有车马坑(部分)等葬俗;第二种即屈肢、头西向的葬俗,乃嬴秦宗族之外大量的“秦人”所使用的一种葬俗,人群分布更为广泛,是中下层“秦人”的主流葬俗。“异例”都不合于上述两种流行葬俗,或是葬式,或是头向,还保留着自身原来的传统,与秦不同。某些器物(例如短剑)也是如此,也可体现墓主原来的族属。另外,本文所收集的例证,都是三鼎以上的铜礼器墓,其主人应是有身份的异姓人物,而对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等可以说明本文观点的例证并未涉及,后两者所代表的应是身份更低的异姓。
    秦人在西周中期因为周室养马有功始被封于秦(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周晚期在为周伐戎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其首领由大夫而西垂大夫,最后在春秋初年被封为诸侯,名义上拥有“岐西之地”(今关中西部以西至陇东南),政治重心也从陇东南东迁到关中一带。“秦人”的形成,就从西周中期被封于秦开始,其开始必定是嬴秦宗族为核心,然后融汇了西北“戎狄”(应主要是“西戎”)、“周余民”等族群逐步形成的。
    与秦人的崛起相应,秦文化也是在西周中晚期萌芽、春秋早期开始确立的。不过,从理论上来说,西周后期的秦文化即使存在,其主人总归还是周之臣属,故不可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个性,最多可算作周文化的一些地方特征而已。所以,西周后期只能是秦文化的萌芽期。进入春秋之后,秦文化的特征才得以较迅速的形成。因为主流的文化因素总是以上层主观的“提倡”开始,然后才向社会的其他阶层“稀释”,最终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使原来就有的一些因素也是如此,即主观“强调”的结果。嬴秦上层在获封为诸侯之后,需要有“证明”自身社会与族群身份的文化标志,这是秦文化在春秋早期形成的基本动力,秦式的礼器、车马制度、葬俗等的形成,都可由社会与族群两方面的原因得以解释。
    “秦人”的构成具有历史阶段性。西周时期,也有不同的人士进入其中,但须知此时的“秦人”,也是周王室之下的臣民,所以此时的“秦人”,主要就是指嬴秦宗族一支,这是构成“秦人”的基础,嬴秦宗族因此可以称作“秦人”本体。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的“戎狄”(主要是“西戎”)、中原人士(如“周余民”、山东“新民”等),构成了西周至于秦亡不同阶段内涵有差异的“秦人”,并在文化上有所体现。根据人类学族群理论,文化因素与共同的祖先历史传说,作为构成一个具有“民族”意义的族群的基本要素,是“秦人”上层强调自己族群身份的标志,那些想进入到“秦人”之中的异族,自然也要加以模仿和学习,以便获得“秦人”的身份,本文所论证的,其实是“秦人”形成的具体过程和历史,只是采用了文化的视角而已。
    本文中“异例”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时代,族属则可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西北“戎狄”的墓葬,属于这类人群的墓葬有西山M1027、户县宋村M3、西高泉M1、景家庄M1、毛家坪M2059、M2058、M1049、大堡子山ⅠM25、孙家南头M161、大堡子山ⅢM1等;二是“周余民”墓葬,包括户县南关74HNM1、82HNM1、陇县边家庄M1、M5、洪塬村M1、秦家沟M1、M2等。
    本属于“戎狄”的“异例”墓葬,年代贯穿于整个春秋时代,这与秦和“戎狄”长期密切的关系、后者在春秋时代大规模进入到“秦人”之中的事实是吻合的。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秦人“伐戎”,春秋中期以后大规模“霸西戎”,因此不断有戎人融入到“秦人”之中。本属于“周余民”的墓葬,年代集中在春秋早中期,也与《秦本纪》等所记载的历史阶段相合:春秋早期自文公从西犬丘(今甘肃礼县)徙都于关中西部宝鸡一带的“汧渭之会”,随后“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至于春秋中期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灭掉梁、芮,此后并无大规模的吸纳“周余民“的行为33,此类“异例”年代集中于春秋早中期,也是理所当然的。秦墓中“异例”,无论属于“戎狄”,还是“周余民”,理论上都应在这些人群新近进入到“秦人”之中时才能发生,若发生时间既久,则完全融入到秦文化之中,所谓“异例”就不会存在了,例如圆顶山98LDM2、谭家村秦墓M24、益门村二号墓,就是如此。
    此三座墓可反映“戎狄”进入到“秦人”之中的不同程度,想来“周余民”的情况,也当如此。从“异例”到“通例”,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即秦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观察到秦本体之外人群融入到“秦人”之中的真切过程,这正是来源不同的族群进入到“秦人”之中的基本道路。
    秦文化的传播,秦人对政治地位的追求与军事征服,显然是最主要的动力。文化的传播,可以促使异族间“秦人”认同的产生,这种认同反过来促使了文化的传播,最终使不同的人群形成了同质的“秦人”共同体。这种情况,可比拟三晋与狄、齐之于夷,甚至楚之于蛮越,四裔之民通过文化传播与同化的过程进入到“华夏”之中,这是中原文化与族群核心形成的必要环节。秦文化的传播虽属局部,但其重要意义,也因此不能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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