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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上，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和理解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形成后，会不会随着历史的运动而变动、转换、更新？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一方面，非历史主义对此持否定回答。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初，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就提出：“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传统是永远如此的；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引入与倡导，正是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大破坏，就如同输入猩红热、梅毒一样可恶。另一方面，历史主义对此则持肯定回答。李大钊在掌握唯物史观后，即以这种新史观对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问题作了说明。他指出：“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面对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在他看来，文化传统存在着变动、转换和更新，其中既呈现出“今古的质态既殊”，有着质变和断裂的一面，又包含着“承受古人、启发来者”，有着继承和连续的一面，是质变与继承、断裂与连续的统一，不能简单地以“反传统”来看待。李大钊的这些思想，以深刻的历史辩证法阐明了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问题，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性。由此来看，新文化运动被指责的“反传统”，实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这一运动使中国文化的现代传统取代了古代传统，主导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开展。 当然，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和自身理论的局限，存在着种种的不足和偏颇；特别是对于儒学在未来中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其合理因素未能注意发掘、充分吸取。对于这些局限、不足和偏颇，同样需要以历史主义看待，作出严肃认真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可背离历史主义，将其从具体的时代环境和具体的理论状况中抽象出来，仅仅以“反传统”来作定论。 总之，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我们只有以历史主义看待，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说明，从而使“这段光荣历史”保持应有的光彩；相反，如果以非历史主义看待，则势必背离历史实际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从而使“这段光荣历史”的光彩遭受到不应有的遮蔽。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