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历史 克服两种倾向 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与会学者展开了研讨。关于如何站在民族复兴的立场评价新文化运动和郭沫若,高翔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包括新文化运动和郭沫若在内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当前,对新文化运动和郭沫若的研究和宣传,我们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第一,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和郭沫若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第二,借批评新文化运动宣传政治儒学的倾向。 高翔强调,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旗帜和灵魂。我们提倡、扶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绝不是要否定“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和道路,决不是要改弦易帜、放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的指导,回到乾嘉去,搞民族文化保守主义。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在中国,搞全盘西化没有出路;搞文化复古主义、开历史的倒车,也没有出路。中国学术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么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附庸,要么只能笨拙地重拾古人的牙慧。这两种看似对立的选择,结果都一样,那就是放弃我们的优秀学术传统,放弃我们的学术尊严与原则。这样的学术,没有资格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学术开展平等的对话,更谈不上走向未来。 与会学者对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展开了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认为,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不能望文生义地解读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无原则肯定和推崇,其中包含着他独特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复兴”的根本目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复古”或者弘扬传统文化,而是指向一个“文化创造”的宏阔目标。他说,郭沫若的民族文化意识,是以现代文化追求为根本,以反叛、创造为特征的清醒的时代意识,在这一点,就十分鲜明地与那些复古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乃至今天流传甚广的“国学复兴”论者根本区别开来。今天我们对郭沫若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梳理,完全不必追慕“国学热”的潮流,郭沫若自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观,其价值远远超过今天功利主义的“国学”,如果一定说那也是一种国学,我们也应该称之为现代中国的“新国学”。 高翔说,我们党对中华文化从来都采取的是继承和发展的态度。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绝不是全盘照搬;这种发展是创新型发展,而不是机械延续。中国文化的未来,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历史新时期,我们要以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全面、深刻地总结祖国的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