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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如狂飙巨澜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过百年。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探讨。在笔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第一，应当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因而研究历史事件必须坚持整体的、本质的、连续的眼光。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然而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后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孙中山先生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对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使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主张彻底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完成陈独秀所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认为，“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所向披靡之势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入批判，动摇了封建主义堡垒，唤醒了无数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头脑，为人们接受新思想、新理论做了重要奠基。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之后曾回忆说：“……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以至于“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五四运动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走向历史深处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共同构成一个既有相互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壮阔历史行程，因而我们不能将新文化运动从完整的历史链条中割裂出来，孤立地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探寻与其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现状极其黑暗和腐朽，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面对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仅有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显然是不够的。然而，前途何在，出路何在？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依归。按照陈独秀的理解，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历史往往是这样残酷，中国拼命效仿西方，“学生”拼命学习“老师”，而“老师”却拼命欺负“学生”，完全不让学生“活下去”。以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为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要“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陈独秀就此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而不讲强权吗？”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再次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祭品。以至于陈独秀激愤地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为什么当时的先进分子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完全是由于当时别无出路，只有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由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由批判封建礼教、试图学习西方发展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脉络，也是历史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