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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应当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价值与今天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君不见，有的学校公然要求学生给孔子像“跪拜”，不然就要全校点名批评；有的地方要求学生“读经”，“每天反复诵书，无须理解”；还有“女学堂”开讲，“女学热”兴起，教育女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并将这16个字作为所谓“女德”的“四项基本原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外衣下，一系列封建礼教的陋习重新流行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先贤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在地下翻一个身？ 面对封建礼教的陋习泛起，确有必要重温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以跪拜为例。在鲁迅先生的《故乡》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我”与闰土重逢之后，“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然后闰土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说“水生，给老爷磕头”。在《阿Q正传》中则写道，阿Q被押到衙门的大堂上，见到那些“有些来历”的人，“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先生还讽刺说：“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这些“跪拜”不正是封建礼教的烙印，不正是愚昧的国民性的标志吗？认清这种问题还需要多少智慧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封建礼教的糟粕不应该还捧在手里，反以为宝。从这一意义上说，重拾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价值，不啻为一剂清心解毒剂。 第四，应当将新文化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研究历史问题，不能囿于一隅，而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对新文化运动的探讨，既要寻根探源，更要顺流直下，沿着近现代中国跌宕起伏的百年行程，探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奥秘。 历史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但深究起来，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无数历史细节的背后隐藏着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文化道路的探索，是随着经济、政治领域而展开的，又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以反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斗争中，我们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回首百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919年1月1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本刊物《国民》创刊号出版，封面是徐悲鸿先生画的一幅画：一个青年，正凝视着未来，眼中饱含无限希望。这希望的目光正穿越百年岁月，落在今日的我们身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