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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主张，无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总结历史经验，都要先把史实搞清楚、弄准确，使它站得住、立得稳，以便做到结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纵观其一生，他不仅从始至终坚持了这个主张，而且为此提出并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例如，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两个凡是”的禁令，提出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邓小平同志应当早日恢复工作；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突破禁令，呼吁实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同邓小平等同志一道积极推进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力主重新审查潘汉年历史积案，等等。二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要力求全面，防止片面。例如，他在指导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时，实事求是地看待林彪和苏联的作用，等等。三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尽管可以变，但对史实不能随形势变化而任意改变。例如，他在彭德怀平反和康生被开除出党籍后，坚决不同意对自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彭德怀和康生两人的称呼作重新处理；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断然拒绝把自己履历表里的“小学毕业”改为“相当大学”，等等。正因为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所以他在历史问题上说过的话，总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有放在历史的全过程中考察，才可能看得清楚，作出科学评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铭记在心，运用娴熟。1980年，党中央决定就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起草一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初稿拿出后，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很好体现他的设想，要重新来过。为此，陈云同志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的历史段落，指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况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起草小组照办。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尤其重视，经常强调，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两案”审理，涉及不少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部队老干部。陈云同志依据《历史决议》的精神，在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他说：“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种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涉及对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陈云同志一方面主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针对一些人关于我国计划经济学的是苏联那一套的非议指出：“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