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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对外开放后，涉及如何对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进行这种比较，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而且要把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区别开来。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说：“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他在发言最后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如何看待时代的性质，也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个突出问题的重要论断，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当代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而且始终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和平和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1989年9月，陈云同志在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过了八天，邓小平同志在同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谈话时也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 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秉持不同历史观，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陈云同志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反对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针对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党内出野心家的问题，讲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能只靠毛主席一个人，可靠的、永久的、可传到子孙后代的办法，是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二是高级干部在胜利的环境中要警惕骄傲，千万不要背所谓“一贯正确”的包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本质和现象两方面构成，本质是事物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现象有时反映本质，有时并不反映本质。党的性质、宗旨与党的路线相比，是更具深刻性和稳定性的方面，在历史上，有时党的路线错了，不等于我们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就变了。这个观点，陈云同志多次讲过。例如，在党的七大上，他说：“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并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后来，在1977年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时，他又说：“‘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