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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另外一个成果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和全世界对人权事业的重视。《联合国宪章》生效不久，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就建议经济及社会事务理事会立即成立人权委员会，以制定一份“国际权利法案”，并于1946年2月12日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四日后，人权委员会正式设立。1947年1月27日-2月10日，在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由美国代表罗斯福夫人埃莉诺、中国代表张彭春和黎巴嫩代表的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宣言草案，但没有取得成果。3月24日，罗斯福夫人任命了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并得到经社理事会的批准。1948年9月-12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上，先后经过大会第三委员会和大会讨论，于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居功至伟。经卢建平、鞠成伟、黄建武等学者的研究，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制定中的贡献已经基本清晰。1946年1月，张彭春赴伦敦，担任联合国创办会议的中国代表，会后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张彭春认为，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可以有共同的人权目标。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上已有35部或40部宪法有了人权法案，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各国的人生观或思想体系不同，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经常成功地调解争端，挽救了宣言的起草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两点。 第一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使《世界人权宣言》体现更多国家和民族的经验与价值。《宣言》草案第一条原本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引起各国的疑虑。张彭春认为，各国代表在此问题上应保持平等、宽容的态度，“因为我们都不希望一个作为保护和尊重全人类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观念过于狭窄”，张彭春说，“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应该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在张彭春等人的努力下，起草委员会删除了“本性”一词。他还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放在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认可，从而写入了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就使得《宣言》第一条所体现的国际人权体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宗教、文化、伦理或是人性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是调和争端，在美苏冷战激化之前促进《宣言》通过，避免了《宣言》可能流产的命运。1947年6月，在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产生了争议，即将订立的这个人权文件是命名为“公约”，还是“宣言”？如果是公约，就意味着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而如果是宣言，则只具有道德号召的意义。后来，还有些国家争议，宣言是否会修改或否决联合国宪章呢？或者是否所有成员国都必须签署世界人权宣言，因而使世界人权宣言符合国际法呢？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主张要赋予该文本以法律约束力，以保障国家权力下的柔弱的个人权利，而有些国家对这样的规定却疑虑重重。有鉴于此，张彭春提出了“先宣言、后公约”的折衷建议：成员国可以分别签署宣言，然后使宣言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 （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通过，定名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通过任择议定书这种形式来贯彻宣言的精神。这种解决方法，既保护了人权宣言的完整性，也尊重了成员国的国家主权。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大大缩短了宣言提交讨论的时间，否则，随着后来美苏冷战与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它的命运恐怕会有很大变数。 根据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表明，《宣言》宣布的30个条文及一个序言中，张彭春直接作出贡献的就有11个条款，包括人权基础条款、反歧视与平等保护条款、社会权利条款、权利限制条款等。而且很显然，作为委员会副主席，他对其他条款肯定也有重要贡献。正如联合国 人 权 司 第 一 位 司 长 约翰·汉普莱(John Humphrey)所言：“他是折衷艺术的大师，通过引用孔子的名言，总是能找到方法，使我们的工作免于陷入僵局。” 人权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则认为：“张彭春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他具有幽默感，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够引述机智的中国谚语来应对。”而他的外交才能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协调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大师”，他“讲求实用”，“随时都有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