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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疆民族的管辖有别于内地 清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在稳定内地统治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因此，探讨清朝的边疆概念、经营策略、管理模式，对于理解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凡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寅认为，清朝承袭明制，对内地及西南地区按照行省制度进行统治，而对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不同于行省制的藩部管理模式。随着清朝对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青海蒙古的统一，这些地区建立起扎萨克旗藩部管理模式。在统一西域过程中，扎萨克旗制也被推行到天山南北。此后在回部实行的伯克制，则是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后政策调整的结果，亦属于清朝藩部体系的重要内容。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妮娜认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王朝边疆朝贡制度，是厘清清朝边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前提。她认为，秦汉至清，中国历代王朝始终传承着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边疆民族朝贡制度也随之延续，不可将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同邻国的朝贡制度混为一谈。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经济因素扮演的角色同样引发关注。长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张明富教授认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需要“经济力”和“文化力”的维系。乾隆皇帝已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边疆稳定的密切关系。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 “内陆亚洲”并非政治概念 在“新清史”研究中，无论是种族认同、帝国主义或是全球史视野，都是建立在“内陆亚洲”这一概念上进行阐发的。“站在内陆亚洲来看待清朝的历史，这是‘新清史’研究的出发点。”刘文鹏表示。 实际上，“内陆亚洲”这一概念并非源于“新清史”的研究，欧美学界对“内陆亚洲”有着长期研究和学术积累。换言之，正确理解“内陆亚洲”内涵，对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刘文鹏认为，“新清史”将“内陆亚洲”与“中国”对立起来的观点不符合实际，颇可商榷，对“内陆亚洲”特性的看法也存在曲解。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概念、政治概念；“内陆亚洲”则经历了一个从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的转变，但它既非政治实体也非政治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