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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邹怡指出，清代的多民族治理，需要置于游牧和农耕两大生态区关系长期演变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他认为，清政府处理民族事务的对象和技巧，固然与满洲人出身内陆亚洲的地缘关系和政治传统有关，但其多民族治理的目标，事实上继承了历代王朝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追求。“新清史”强调清政权的满洲民族特质，实际上是对西方民族国家建国模式的一种不当比拟。 “中华”认同合一 清朝的满族君主称皇帝，同时保有一定的满族特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晓东认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有着双重身份和角色，不能将乾隆皇帝“崇满”简单理解为防止汉化的固步自封。清朝国家构建理念是“首崇满洲”和“清承明制”的有机结合，称为“法明崇满”更为贴切，以“法明”抚内，以“崇满”安藩。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刁书仁认为，清朝对中原汉地行崇儒重道的文治，对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而治”，这正体现出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基本内涵。 杜家骥表示，清朝满族皇帝观念中的统辖体系，不只是“内陆亚洲”，而是更大范围的“天下”，所秉承的也是中国汉族君主的传统观念。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认为，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一过程，既让满族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通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