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常给人以极端反传统的印象。这显然有违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初衷，因为他们批判传统，绝不是要把责任推给老祖宗，而是为了鞭策自身，让我们的民族“从头忏悔，改过自新”。这种由文化觉醒而产生的现实关怀，决定了他们对极端“西化派”所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 陈独秀指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国家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我们要反对资本家的国家，拥护劳动者的国家。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 针对极端“西化派”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批评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 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对“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其本身旧有观念的自我否定。正是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也许因为有此经历，李大钊、陈独秀能更深感受到虚无主义之危害。李大钊说：“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陈独秀则严肃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反思，既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青年科学人生观之养成。但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驱除出去，还必须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通过史学实践予以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