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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李大钊指出：“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据此，瞿秋白则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问题。他指出：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变动，“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这实际上是为中国学术研究确立了历史主义的指导原则。 第二，从经济上考察历史的动因与规律。李大钊指出：许多政治现象，“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因为政治是次级的，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能依此求得历史上的因果律”，这便是“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文化现象更是如此。瞿秋白指出：“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李大钊、瞿秋白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把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归于经济动因，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律，这实际上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将中国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地位。 第三，尊重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李大钊指出：“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连的永远性”；“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杖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因此，无论是厚古薄今的“厌今”派，还是薄古厚今的“乐今”派，其观点皆不可取；“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由此可见，尊重历史之连贯性和继承性，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等人坚持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辩证的“时空观”，阐发唯物的“历史观”，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批判传统但不数典忘祖，尊重历史但不故步自封。正如陈独秀指出：“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这也许就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给今天最大的历史启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我们只有继承这种“创造的精神”，才能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创造出更大业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