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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农民战争根源于农业经济，主体是农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领导者却往往是其他边缘群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对于这一点，以往的农民战争研究有所忽视。比如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为贵族后裔，刘邦为基层官吏；唐朝黄巢为盐贩；宋朝王小波、李顺为茶贩；元朝陈友谅为渔夫，张士诚为盐贩，朱元璋为出家的和尚；明朝李自成为驿卒，张献忠为士兵；清朝洪秀全为秀才。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由于依靠耕地为生，国家通过户籍、保甲、税收等政策，将之束缚于土地之上，因此农民群体在流动性及与之相关的见识、能力等方面，都有巨大欠缺。而与之不同，流动于农、工、商、士之间的边缘人群，在不断的流徙中，熟悉周边地理、颇有“识见”的他们，更易于进行造反的组织鼓动，并通过“均田”等农业平均主义口号，招徕农民加入，常出现农民战争的领袖并非典型农民的现象。 农战领导集团不仅有社会空间的边缘群体，而且还有文化空间的边缘群体。古代农民战争往往借助民间宗教发动起义，而这些宗教往往是被政权定为异端的教派。从这一角度来看，农战的思想动员，借助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边缘分支。而某些长期信仰异端宗教的宗教人士，在农民战争中常常会发挥引领作用。 此外，古代农战领导者，还有来自地缘上的边缘群体，即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往对于边疆地区动乱的研究，很多时候也简单地纳入农民战争系列，视之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主要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这种过于强调从上而下的制度视角，显然无法认识边疆民族战争的全部内涵，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从边疆视角，从下而上地认识地缘因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全面透视中国古代社会 农战史还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权性格乃至历史道路。比如西汉之所以定都关中、继承秦制、大力开拓西北边疆，即与刘邦集团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以关中和汉中为根据地、接受秦朝制度、重视西北的地缘政治观念有关。明朝在元帝国瓦解后，并未像同时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俄罗斯文明那样选择外向型国策，而是选择了内向型政策，大规模修筑长城。这与朱元璋农民军崛起于较为落后的淮河农业地带大有关系：这里处于南宋以后汉族与北族长期对峙的边疆地带，对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压制汉民族的历史充满恐惧，故而倾向于谨守疆域；另外，元帝国拥有的整合农商、商牧文化的丰富历史经验，却对这一地区影响较小。 农战史还有助于考察中国古代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与世界地位。对于中国古代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地位的考察，以往经常只局限于正统王朝。其实，未能问鼎政权的失败者，同样也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比如，元末农民军延续了南宋和元朝发展水军、开展远洋贸易的历史脉络，其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遥遥领先群雄，而张士诚、方国珍的远洋贸易能力则远超其他农民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水军队伍与远洋商队。以陆军为主的朱元璋政权最终取得胜利后，限制水军和远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近世中国海洋经略的倒退。即使如此，明代前期仍能短暂出现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远洋航行的空前壮举，明中后期则有民间泛海南洋的热潮。世人皆感叹明代中国的巨大实力与历史机遇，却少有关注元末农民战争所蕴含的更为巨大的历史能量与路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