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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战史对于揭示中国古代的文明特征与历史道路，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内经常发生农民战争，对中国古代政权形成直接的、根本性的冲击，对于中央政权而言，这种冲击较之于边疆战争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将加强对民众的统治置于边疆开拓之上，一旦边疆开拓成本可能影响到微妙的内部政局稳定时，中国古代政权便采取收缩边疆的政策，以维持内政与边防的平衡，这对中华文明的内向型性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带动多学科协作 虽然中国处于东亚大陆，但内部地理却仍有不小分别，这种地理特征与历史进程不断互动，从而造成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地缘特征与历史脉络，或者说区域化历史取向。虽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在不同地区普遍发生，但整体而言，在部分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落后、战争不断发生的地带，战争通常更为频繁，且规模和影响更大。可见，对于古代农战史的研究，应克服以往单纯从国家制度层面强调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单一视角，而增加以区域视角，探讨某一区域发生的农民战争与该区域内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整体关系。这一研究可称之为“区域农战史”研究。“区域农战史”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区分布，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与历史脉络，这为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一种地域视角。 由于农民战争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便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充分重视田野考察，将之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田野考察不仅能够对农民战争的区域环境增加直观感触，而且当地遗存的相关遗迹、碑刻、家谱、传说等史料，有助于弥补、纠正官方史料在记载农民战争时由于立场偏颇与缺乏对底层的了解，而在记载中存在的偏激、错讹的缺陷。充分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不仅是实现农战史研究基础多维化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持客观立场的重要方式。 由于农战史研究牵涉问题较多，相应在开展研究时，除充分发挥历史学史料梳理、辨析之长外，还应充分借鉴各种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视角，实现相关研究的专业化。比如对农民战争发生的生态环境因素的考察，便牵涉到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对瘟疫等因素的考察，牵涉到医学等相关学科；对经济方式、财政制度的考察，牵涉到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对政治制度及其控制力的研究，牵涉到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学科；对社会结构的考察，牵涉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文化因素的考察，以及在田野考察中如何实现专业化，牵涉到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可见，农民战争史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研究方式上势必要采取多学科、立体性研究，其研究难度已超出历史学的单一范畴，而具有自成二级学科的可能。 可见，中国农战史的研究，在克服以往“以论代史”僵化弊端的前提下，可以采取跨学科的视角，综合利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充分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从制度与区域互动的双重视角，实现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将之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更大视野下，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意义与深层次影响，以及在中华文明独特历史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深化对中国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民战争史理论体系与基本模式。为了区别这一研究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可以姑且名之为“新农民战争史”。“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未来开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有赖于每一位对历史和未来的中国农民问题充满关怀与使命感的学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