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相信，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寻绎出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70年，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却很少有人想起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 伯力城审判长期遭人为“曲解”和掩饰，远远不像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那样研究成果众多。但事实上，这两次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太过局限。不论是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还是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 “二战”结束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到东京作证，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皆被免予起诉。 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前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竞争日益激烈，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到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伯力审判”是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经过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故在国际反响十分强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苏联在“伯力城审判”为中国的战犯审判提供了经验。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战俘（连同部分讯供材料）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武步六藏、铃木启久等45名战争犯罪嫌疑人。据审判长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 “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但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如今在中国大陆，中文原本既难获见，三次重版版本也早经售罄，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了忘却的纪念”，很有必要再次重版此书（本书已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 1962年6月，前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先生曾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在笔者看来，追溯或纪念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拒绝人类对于痛苦经历近乎本能的“选择性遗忘”，更在于正视历史惨淡的真实，深刻反省：人类何以一面高扬理性的旗帜，礼赞人性的光荣伟大，另一面却在同类间大肆杀戮，以至给彼此民族造成沉痛灾难？我们相信，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寻绎出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