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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特性在于注重实证、注重反思。历史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研究成功与否取决于史料与“问题意识”的结合成功与否。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解释要靠史料说话，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经由“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对今天的历史认知有所贡献。 所谓“史料”，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上留下来的材料，其内容远较“史籍典册”范围宽泛。以中国古代史研究常用的史料为例，既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的史部文献，也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学说以及浩瀚的文集笔记。近代以来，诸如甲骨文、简牍帛书、出土文书、内阁及地方档案、谱牒契约等陆续发现的文字材料，地图、画卷、雕塑等图像材料，建筑遗迹、考古器物等物质材料及其组合方式，以及广博丰富的域外材料等，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的解释范式出现，带来重写中国历史的机会。综合利用各类材料研究问题、探索前沿，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学术发展的新潮流。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史料收集的难度，但同时也对历史学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既然不能仅靠对史料的熟悉夺得先机，那么，对史料辨析与追问能力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我们应清醒认识到，数据库只是助力研究深化的途径，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表层文本的提取和简易的攒凑式结论，深入的研究还要靠阅读体悟、史料辨析，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氛围下历史研究的“表浅化”倾向。 “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理解，并非纯粹客观；通过史料对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个崎岖且无止境的过程。对于史料要予以尊重，但也要对其可能存在的“包装”保持警惕。我国历史上，帝王对于修史的重视促成了史学著述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但也造成政治权力深度介入修史过程。唐宋时期，史局、史馆、日历所、实录院等机构陆续出现，官修国史成为常态。著史讲求“书法”，政治道德观念寓于其中。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史家有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有强烈的“考信”意识，二者撑擎起中国史学的天地，达致恢弘高远的气象；同时也要看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治”观念乃至“本朝史观”对于著史者或隐或显的影响。 南宋的章如愚曾经说，“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记载之史，曰纂修之史”。大体上，记载之史重在记录史事，而纂修之史则经过取舍编辑、增删润色。纂修之史凝聚着史家的心血，体现着“史学”演进的历程，但就其形成过程来看，特定文本往往关联着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可能掩映了渲染涂抹的曲折历程。即便是起居注、日历之类“记载之史”，亦非纯粹的史实记录。史事被记载、被编纂、被润饰，构成我们今天所见的“历史”，而承载这一“历史”的文本，显然是层累叠加而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