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如，寄托着公元8世纪初期政治家和史学家政治理想的《贞观政要》，反映出在经历了武则天非常手段的统治之后，士大夫们期待恢复唐太宗时期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而有四库馆臣指出，“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抵牾”。宋代的《宝训》《圣政》是在《贞观政要》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内容重在阐发本朝祖宗的嘉言懿行，无论官修或私纂，都不是纯粹学术行为，而是寓意深远的政治文化行为，其中许多说法包括被后世反复褒崇的说法，例如太祖时“宰相需用读书人”等，事实上都经不起史实的验证。在宋人心目中，“史者，国家之典法”。在“为万世法”这样一种正义而神圣的框架之下，士大夫们不惜根据自己的理念对历史有所拣选、有所消磨、有所凸显，塑造出可供借鉴的“祖宗”形象。这并非简单的溢美逢迎，而是当时士大夫们的“政治智慧”，但这种做法无疑是以部分掩去历史真实为代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历代由于“事有讳避”，可能导致有些“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事涉敏感则“紧切处不敢上史”。同时，朝廷政策的摇摆也会导致实录、国史的反复删修。 观察史料尤其是“纂修之史”与特定时期“本朝史观”的关联，重点不在于辨识某一材料的真伪，更不是要把当年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要厘清历史记载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今人研究历史，离不开当时的史料，也不能脱离当时人对于当时事的诠释。但当时人记当时事，有其鲜活准确的一面，也有因敏感而曲饰的可能，我们需要把包裹于史事外层的“说法”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 史料的解读，是要正确理解史料中表述的内容。在泛观博览的基础上，要细读“挤榨”史料内容，将不同的史料充分组合质证、分殊辨析，力争凿实。就这一层面而言，或许可以说“史有定法”。而通向历史解释的基本路径，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则会导向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历史解释重在比较说明，要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中考察研究对象，从逻辑上对其“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予以阐说。历史解释的不同，往往根源于史料收集程度与辨析深度的差异，也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眼光、学术思维习惯和整体人文素养，可以谓之为“史无定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在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我们要想在历史解释方面求得实质性学术突破，就不能满足于用语、词汇的变幻出新，而必须实实在在地从史料的收集与辨析开始。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