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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独立学科，无论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管其内涵极其繁杂，取向和入径各不相同，但都以中国为对象，都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目标o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o 西语世界中国研究肇始于“耶稣会士汉学”，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来，这种研究尽管因时因地而异，步趋并不一致，但由此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单是数量就已十分惊人。据袁同礼编纂、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统计，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研究文献即多达1.8万多种(不含论文)。从195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语世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文献无疑更仆难数。如此浩瀚的西方中国研究文献，共同汇成了一部引之弥长的西方汉学史或中国学史。 回望这部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法国。之后，中心则转移到了美国。西语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位移，不仅意味着世界汉学空间格局的重组和裂变，更标志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学院化汉学的兴起 法国汉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欧美中国研究的中心，19世纪法国第一代职业汉学家雷慕沙曾这样说：“欧洲人殆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上半叶中，始对于中国风俗文学史有正确认识，要为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安文思、曾德照、殷铎泽、卫匡国诸人之功。法国教士始与诸人竞，不久遂以所撰关于中国之著述凌驾诸人之上。”这就是说，在早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描述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的贡献远比法国重要得多。 但是，这个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和超越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法国汉学迅速职业化和学院化。法国汉学权威戴密微后来在一篇题为“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的演讲中特别提到这件事说：“1814年11月11日，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席位的创立使汉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汉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在俄国直到1851年，在大不列颠直到1876年才进入大学学科，在欧洲其他国家那就更晚了，美国是最后，他们的汉学研究最近才取得了迅速而惊人的发展)。” 确实，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欧洲的汉学而言，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俄罗斯的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汉学由此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汉学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挫折，甚至停顿，但始终处于欧洲汉学的领先位置。法国汉学家以学院为基地，建立了严格的学术传承和绵密的学术谱系，涌现出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称大师的汉学权威，雷慕沙、儒莲、毕欧、巴赞、沙畹、考狄、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就是其中的享有国际盛誉者。他们的学识和努力不仅构成了法国汉学的内在景深，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