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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学到中国学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并不是一种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学包含汉学，又广于汉学，它涵盖了汉学和现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因此，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空间格局的重组与裂变，更重要的是它内含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汉学时代的中国研究，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许多天才著作，如马伯乐的《古代中国》，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伯希和的《甘肃中世纪藏书》和沙畹的《史记》等，都被长久地奉为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诚如戴密微所说，“他们与过去的耶稣会士不同，仅仅是通过书本了解中国，他们的著作的准确性和评论水平远远胜过前人并完全与当时欧洲人文科学、尤其是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取得的进步相一致。”那个时代的汉学大家，虽然取径和风格各异，擅长的研究领域也很不相同，但无论是法国的儒莲、沙畹，英国的理雅各、德庇士、翟理斯，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佛克尔，瑞典的斯文赫定、高本汉，还是俄国的比丘林、扎哈罗夫，荷兰的施莱格尔、哥罗特，美国的傅兰雅、卫三畏等，注重的更多是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基本上都以中国历史语言学、古典宗教、哲学和艺术为研究领域，以学问的精深为追求目标，恪守以文献学功夫为基础的汉学家法，并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史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然而，辉煌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研究取向因为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热点”，一批关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起来。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趋向进一步强化，其中尤以美国、日本和前苏联最为明显。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中国研究的力度，使这些国家的中国研究得以快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和风格。 与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有所不同，美国、日本、前苏联的中国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内政、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虽然不能说他们已放弃对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而且每位汉学家的兴趣往往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更多地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曾于1957-1958年间遍访美国东亚研究机构和学人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发现：“我们所进入的美国根本不同于人们基于媒体介绍而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德国的，大概也包括欧洲的学术界，针对美国科学界和科学家仍然比较傲慢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在东亚研究领域，美国人远比我们有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设备和物质条件，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更为强烈的合作意愿和更迫切的开放思想。在德国高校，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仍然在各个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欧洲以外的文化只是顺带得到关注;而在美国，可以说是从两扇敞开的窗户往外看，一扇是穿过大西洋望向欧洲，另一扇是穿过太平洋望向亚洲。人们早就认识到，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及其文化的研究不能只在单一的学科内开展，而应该与欧洲的语言文化划分方法一样，在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进行。就组织机构而言，大多数的美国大学也考虑到这一认识，并为有关科目招揽相应的专业人员。”(见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美国中国研究的优势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多学科研究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