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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语)，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 而中国则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一个内外交迫的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在西方汉学家和知识人的笔下变得面目全非，耶稣会士所构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停滞不前、沉睡不醒、“没有历史”的“愚昧国家”。美国人爱默生在他的笔记中甚至说：“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中可谓俯拾即是。于是，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中国走向失败的记录。在这个记录中，形成了几个关于中国的核心看法：一是西方体现文明，中国体现野蛮;二是中国文化是停滞不变的;三是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其结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当西方学者用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近世史框架的时候，更强化了中国的这种形象。 19世纪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研究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但是，那毕竟已是“世殊事异”!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的大国和平发展而为经济的大国、政治的大国和文化的大国，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这种关注，以及由这种关注产生的对话与交流，使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和远瞻性。中国学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中国研究的内涵和取向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中国崛起论”的蕴育与成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尽管仍陆续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冲突》、《中国即将崩溃》、《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一类持“中国崩溃论”的著作，但这种声音已远不如先前那样强势了。与此相反，另一批被称为“中国崛起论”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在西方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这些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1405—1433》《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以及马丁·雅克轰动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它们的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同，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部失败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国学家从绵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这种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正在成为中国崛起的最本质的力量。 西语世界中国研究植根于海外的学术语境，随着世事的变迁和中国地位的沉浮，在不同时期先后出现过上述三种最具普遍性的典范，即“中国完美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失败论”(自西力东渐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崛起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这三种研究典范前后相继，每一次典范转移，都曾经深刻地影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由此形成的中国论述与中国形象亦随之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西方中国学史也不例外，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在“中国完美论”盛行的欧洲启蒙时代，批评、贬抑中国的并不乏其人;在“中国失败论”甚嚣尘上的年代，理性地思考、研究中国，甚至为中国辩护者亦大有人在。至于“中国崛起论”，迄今为止远未成为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主流论述，它究竟能走多远尚未可知，但它至少代表一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不同以往的理解，这种不同以往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又预示着西语世界中国研究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