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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种学术思潮和学术趋势的牵引，传统汉学的重镇，欧洲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发生显而易见的转向。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及社会学家开始涉足并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柏思德在回顾欧洲汉学这段历史时说：“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代、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在这种背景下，即使那些坚持拒用中国学这个名称的学者，也不得不重新界定汉学的内涵。荷兰学者卡雷尔·范德莱乌就曾对汉学进行重新定义：“汉学或曰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奇特的领域。它开始是作为关于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后来扩展为关于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的研究：国家自然地理、经济、历史、政治结构、哲学、科学以及文学等等。”由此可见，重新定义后的汉学与中国学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就这个意义上说，从汉学到中国学，就不仅仅是名称和概念的改变，它包括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即西语世界中国研究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典范转移。由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率先实现了这种转移，而且从业者最多，影响巨大，有的学者干脆把这种转向称作中国研究的“美国化”。 中国形象的变化 谈到典范转移，便不能不谈及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另一重更带根本性的变化，即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 作为一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独立学科，无论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管其内涵极其繁杂，取向和入径各不相同，但都以中国为对象，都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目标。 但是，认识和理解一个对象，总是通过特殊的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来进行的，因此，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总不免受到认识主体或理解主体的“前视界”的影响，往往带有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特别是当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一个处于强势一个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时代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就更加明显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以及汉学家与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家之间，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当耶稣会士络绎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中国虽已步入“帝国晚期”，但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后来这种优势逐步丧失，中国与西方之间“大分流”还没有真正形成，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当耶稣会士把他们的目击、观察和体验变成一部部著作在欧洲出版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幅技术昌盛、物产丰饶、政修人和的理想化形象，成为那个时候欧洲许多知识精英称羡的对象，伏尔泰就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国家都不禁鄙视厌弃”。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说，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