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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特别是法国汉学研究群星璀璨相比，美国的汉学研究不免瞠乎其后，相形见绌，显得相当寥落。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从事东亚研究及汉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对中国研究根本不成气候。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是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的《清代中国名人传略》、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俄籍汉学家叶理绥对当时的美国汉学曾做过一个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然而，法国汉学的领先地位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三位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的相继去世，迅速衰退。而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却因缘时会，乘势而起，成为继法国之后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另外一个中心。 美国中国学当然不是从二战后才开始的，此前美国早已在耶鲁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设立汉学教席，并分别聘请卫三畏、傅兰雅等来华传教士担任教授。美国的一些学术社团如太平洋协会，也曾开展和推动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基本上未脱欧洲汉学的巢臼，并没有形成足以与欧洲汉学抗衡的研究典范。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学才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强势地位，并彻底改变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固有格局。 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与费正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哈佛为基地，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一方面自觉地将研究重点由古典时代下移到近现代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力作，由他本人撰著和主编的相关论著就多达60余种;另一方面他又以造就中国研究人才为己任，为美国中国学作育出一大批顶尖的中国学家，当代美国中国学的中坚力量多出自他门下，列文森、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就是其中尤为声名显赫者。正是凭借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美国中国学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如今，美国中国研究机构已遍布大学、政府、军队、企业和各种智库，从业人员之多，研究领域之广，影响之大，西语世界无人可与争锋。 需要稍作补充的是，在这个过程中，1949年前后一大批无奈“去国”或因故滞留美国的中国学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批学人包括陈荣捷、赵元任、萧公权、洪业、杨联陞、刘广京、王际真、陈世骧、刘子健、刘若愚、夏济安、施友忠、房兆楹、杜联喆、袁同礼、胡适、吴国桢、陈伊同、黄仁宇、周策纵、何炳棣、邓嗣禹、瞿同祖等，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对中西方学术都有深刻的体认和精深的研究，他们以美国为“且住之地”，寄居和集聚美国，其中有些人在美国著名学府中取得教席，设帐讲学，从事著述，他们的学术成就成为美国中国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留下的许多著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那个时候美国中国研究虽不乏谨严者，但“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并非鲜见。 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中指出：那时“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颖，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杨联陞对此亦深有同感，1960年他在华盛顿大学主持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比较中美学者短长，指出中国学者长于搜集史料，美国学者长于论断史实。两者应当相辅相成，使前者不至于见树而不知林，后者不至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在这种背景下，这批学术精英的存在就显得异常重要。余英时在一篇纪念杨联陞先生的文章中指出：由于杨先生的存在，西方汉学界在五六十年代减少了许多像魏复古那样把“浮云”当作“森林”的事例，也使得许多后起之秀知所警惕，不敢妄发空论。弭患于无形，这是他对汉学的一种看不见的贡献。这批来自中国的学术精英以群体形式存在，为美国中国学提供了一种可以遵循的标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战后美国中国学的基础。事实上，费正清早就承认，他们的存在，对形成期的美国中国学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还不仅仅止于此，对中国文化而言，他们把一个多义的中国带给西方，把他们对多义的中国的理解，以及由这种理解所内含的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他们也把自己的博雅与智慧带给西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用余英时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遗憾的是，他们的存在及其成就，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更没有做过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