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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从思想史上看，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就社会身份而言，诸子属广义的“士”；从思想文化的品格看，诸子又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形成自身思想系统的思想家。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作为创造性思想家的“诸子”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的整个历史衍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今天并没有终结。 1 诸子之学的内在特点，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理解。在历史的层面上，诸子之学首先具有思想和文化的承继性或延续性。诸子百家，尽管各有创见，但并非完全没有思想之源。历史地看，在诸子之学形成之前，《诗》、《书》、《易》等元典已出现，它们对诸子的思想具有不同意义的影响，这一点，从诸子在其著述中每每引用《诗》、《书》等文献，便不难看到。孔子曾提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的“述”代表了对以往历史的延续、承继。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不“作”，毋宁说，这里强调的是以“述”为“作”的前提。尽管与思想立场、观点的差异相联系，诸子对以往思想的侧重、取舍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与此前的思想发展存在历史联系这一点上，又具有相近的趋向。 诸子之学的历史承继性，同时体现在更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早在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已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等等。此说之源，又可追溯到刘歆的《七略》。直到近代，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仍肯定这一看法。认为诸子中的某一学派源于历史上的某一职守，这种简单的一一对应自然未必合乎历史的事实，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以上观点似乎又多少有见于诸子之学的兴起与以往的历史文化发展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质言之，“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必拘泥于其中的具体历史结论，其意义应当从肯定诸子之学具有宽泛意义上的历史承继性这一角度去理解。 诸子之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它们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相对于以往对世界及相关对象的理解而言，诸子之学确实富有思想的创造性。尽管学术立场不同、思想倾向各异，但各家各派都基于对时代问题以及宇宙人生原理的不同理解，提出了自己核心的观念，并由此建构自身的思想系统。如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并以此为宗旨，建立起一套儒学的体系；老子提出了 “道”、“自然”等概念，由此形成早期的道家学说；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等观念，由此成为与儒家并列的另一显学，如此等等。通常以所谓“轴心时代”指称诸子所处的历史时期，这里的“轴心”隐喻，也基于诸子的思想创造。先秦时代如同西方的古希腊，是新的、创造性思想体系形成的时代，它所具有的思想原创性、突破性，使之成为后继思想发展的历史之源。从汉魏，到隋唐、宋明，直到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总是不断回溯到先秦时代。 从另一角度看，诸子之学所展现的思想突破，同时也体现了思想历史发展的间断性。近人如胡适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此说既在历史层面有见于诸子与王官之间作简单对应之弊，也蕴含更广层面的意义：如果说，“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从一个侧面触及了诸子思想的历史承继性，那么，肯定“诸子不出于王官”，则意味着确认诸子之学包含对以往文化思想的突破、超越这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