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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现代，诸子之学进一步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近现代诸子之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把诸子之学放在现代学科背景下加以讨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等，都已开始从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角度，对诸子的典籍、思想作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阐释，诸子之学的研究则相应地取得了现代学术的形态。如前所述，自汉代到近代，诸子之学的研究与阐发，往往与经学相涉，与之相联系，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创造传统固然仍得到延续，但思想的这种发展又离不开经学的背景，后者作为正统化的意识形态从不同方面制约着思想的衍化。由此，诸子之学与经学的关系也呈现较为复杂的格局：一方面，在经学的发展中，诸子之学所内含的个性化创造传统并没有消失，即使是经学家，本身也常常同时是相关时代有独特思想品格的诸子；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化的经学，又每每在价值观念等层面对自由的思考形成了某种限定，所谓“思不出位”，也从一个层面体现了这一点。相对于此，近代以来，随着经学的终结，思想发展（包括对诸子之学的研究），已由经（学）子（学）交融，走向二者的脱钩，后者的意义当然并不在于否定思想发展的前后承继，而是摆脱经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所带来的以上限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步入近代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先秦那种自由立说、自由讨论的思想景观再度出现，近现代的思想家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在上承以往思想资源的同时，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形成不同的思想系统。 3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向传统思想的不断回溯和反思，诸子之学也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所谓“新子学”的提出，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从前面所论可以看到，就实质的方面而言，诸子首先是有创见的思想家，诸子之学则相应地表现为个性化的、创造性的思想系统。在这一意义上，诸子之学是通过创造性思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外在或人为地“建构”起来。与此相联系，如果以“新子学”作为学术、思想发展的目标，则这种“子学”显然不是通过外在的人为“建构”所能形成的，而应当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创造性思考的产物。这里需要区分二种形态：其一，以历史上的诸子之学作为研究对象，其二，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形成新时代的诸子之学。前者属学术史、思想史的对象，后者则是新的思想系统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严格意义上的“新子学”，主要与后一形态相联系，它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思想者和新的思想系统。 如前所述，诸子之学以历史的承继性和思想的创造性及突破性为其内在品格。“新子学”或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同样涉及以上方面。这里，可以借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说法，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思想的发展。宽泛而言，“照着讲”主要侧重于历史的维度，包括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做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文献整理，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诸子）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