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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泛而言，对诸子之学的思想旨趣以及内在关切的问题，可以借用后来司马迁说过的两句话来概括，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诸子之学的具体内容当然复杂而多样，但从最广的层面看，则各家都在不同意义上涉及以上两个方面。所谓“究天人之际”，包括对人和自然、人与超越的对象或超验存在之间关系的理解。诸子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类问题：事实上，天人之辩，便构成了先秦诸子论争的基本问题之一。儒家之主张仁道原则以及天命观念、墨家之重兼爱和天志、道家之强调“道法自然”和“无以人灭天”，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对天人之际的理解。这里既有价值观上注重自然原则与突出人道原则的分野，也有形上层面对“天”的不同规定。 “通古今之变”中的“古今”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其中也包含着具体的历史、文化、政治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前述“诸子出于王官”的看法也关乎这一方面的问题：“王官”包含政治、文化的历史内容，认为诸子之学与“王官”具有相关性，也表明诸子之学涉及广义的政治、文化内容。先秦时期与天人之辩相关的另一重要论题，是礼法之争，礼法问题在实质的内容方面关乎政治主张、治国原则：究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法之争同时与王霸之辩相涉：应当实行仁政、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诸子之间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论争，其中涉及对理想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的不同理解。这种论争在形式的层面与广义的古今问题相涉：礼制、王道，往往表现了以三代等为代表的理想（古），法制、霸道则体现了当时的形式（今）。事实上，直到近代，古今问题依然包含多方面的政治、历史内容，如作为近代思想重要论争的“古今中西”之争，其中“古今”的形式之下便包含在历史走向、政治道路的选择方面的不同立场和取向。 在诸子之前，“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常常与巫术活动相纠缠，后者又主要与巫师相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巫”被赋予沟通天人（上传下达）的功能：一方面，“巫”向天表达人的意愿和要求，另一方面，“巫”又向人传达天的意志。在此意义上，他既是天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又是把握天人关系的“专家”和“权威”。“巫师”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处置，首先以“巫术”为途径和形式，巫术在总体上则包含神秘的、超自然的方面。这样，在巫师、巫术的层面，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也总是相应地具有某种神秘性。就“通古今之变”而言，在诸子之前，“古今”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往往由“王官”或官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垄断的。作为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活动重要内容的“制礼作乐”，以及礼制的传承和损益、对礼乐的规定、解释，便主要由王朝的最上层所主持。这种状况，与“学在官府”的历史背景具有相关性。 然而，在诸子出现之后，以上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究天人之际”不再是“巫”这一阶层的专利，“通古今之变”也非“王官”或具有官方性质的意识形态所垄断。作为诸子社会依托的“士”既不同于“巫师”，也有别于“王官”，但在某些方面却“兼有”二者的身份和功能，而作为其思想代表的诸子则开始承担原来有巫师和王官所专断的“究天人”、“通古今”之事。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转换，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天人之间的解释者、古今过程的通变者之变更，而且更在于“究天人”、“通古今”所涉及的内容与形式的实质性变化：相对于巫师借助巫术沟通、解释天人关系所呈现的神秘形态，诸子所展开的天人之辩更多地具有现实的内容和理性的形式；相对于“王官”所体现的官方化意识形态而言，诸子对古今关系形式之下所涉及的政治、文化、历史内容的阐释与理解，更多地表现为个性化、独创性的思想系统。如果说，前者涉及超自然的、神秘化的把握世界方式向理性化的把握方式转化，那么，后者则意味着“王官”化（官方化）的思维方式向个性化的自由思考转化。后一方面的衍化，在逻辑上伴随着从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历史变迁。尽管与历史的承继性以及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相联系，诸子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秘性，但较之此前的“巫师”、“王官”，诸子的思想无疑具有更多的理性内容与自由的形式。事实上，先秦的百家争鸣，便既展现为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又表现为诸子之间的自由相争和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